（来源：中关村智慧城市信息化产业联盟）

一、引言

“十五五”阶段产业发展规划呈现出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多维度协同的鲜明特征，既是对前期发展短板的精准补位，更是面向全球竞争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谋划。2010年，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了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2024年，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面向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工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强调“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产业体系向现代化全面跃升的关键阶段，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将成为抢占全球技术高地、大国战略博弈主动权的重要阵地。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形成重大生产力全球竞争优势，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要路径[1]。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要素结构、产品部门、关键技术与价值分工关系上具有显著特征。第一，从要素结构来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现了生产要素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削弱了传统产业的价值创造逻辑。传统产业的核心生产要素集中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有形资源，要素投入的规模与效率直接决定产业发展水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则需要各类新型生产要素的投入，数据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新型生产资料，其可复制、可共享、无限增值的特性打破了传统要素的稀缺性约束[2]；算法作为核心生产工具，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与智能分析，构建起产业运行的核心逻辑[3]。第二，从关键技术来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颠覆性技术集群突破为核心支撑。关键技术呈现出“颠覆性、集群化、非连续性”的鲜明特征，区别于传统产业的渐进式技术升级路径。在技术属性上，以量子信息科学、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合成生物学等为代表的关键技术具有颠覆性，能够打破传统技术轨道，引发产业基础架构与运行模式的根本性变革[4]。在技术形态上，关键技术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相互关联、协同发力的技术集群。如人工智能技术为生物制造提供数据分析支撑，5G/6G技术为智能终端提供通信保障。第三，从产品部门来看，“跨领域融合、场景化导向”特征形成以交叉融合为核心的新型产品与服务体系。以重大民生需求与前沿技术应用为导向，突破传统产业垂直分工边界。第四，从价值分工关系来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技术创新、资源互补共同创造增值空间。构建以生态协同为核心的新型分工体系，取代了传统产业的垂直整合的线性分工格局[5]。

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优化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缺少规律性认识的理论探讨与可量化的测度分析。现有相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存在明显的碎片化倾向，且多聚焦于从企业微观或国家宏观层面，而忽视了区域尺度作为未来产业布局和发展的关键层级[6]。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与生产力布局关系进行规律性认识与探索性测度，为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参考。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学理认识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规律性认识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十五五”现代产业体系锻造全球新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具备初步完整体系和规模、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是新发展阶段下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影响的重大生产力[7]。未来产业是由前沿技术驱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产业[8]。基于重大生产力布局优化视角，“十五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存在以下六条规律性认识。

第一，更新需求。更新市场需求是指由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前沿科技革命所催生的，对全新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的动态、前瞻性市场反映[9]。与传统需求主要围绕既有产业体系内的产品迭代与市场细分不同，新市场需求往往率先以碎片化、场景化的形态涌现，超越了现有产业分类和统计体系的范畴，表现为“尚未定义出部门”的市场空白，从而成为催生新产业门类与形态[10]。新市场需求是技术供给与市场响应双向驱动、动态演进的结果。一方面，技术供给是创造更新需求的前提。每一次重大的前沿科技革命，都拓展了人类认知与能力的边界，为满足潜在需求提供了可能性。“十五五”期间，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未来技术的持续跟踪与探索，正是为了抢占技术制高点，为新需求的萌发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是决定未来产业能否形成和演进的关键。技术突破提供了可能性，但只有当新技术的成本逐渐下降，并且其潜在价值被市场广泛认知和接受时，这种可能性才会转化为现实的、大规模的市场需求，进而新产品的需求会迅速扩张，推动新兴的未来产业从萌芽状态快速成长为一个成熟、独立的产业门类[11]。这也是“十五五”期间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底层逻辑。

第二，更多颠覆。更多颠覆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现有技术发展路径、产业组织形态与市场竞争基础所进行的根本性、系统性重构[12]。不仅表现为技术的代际飞跃，更代表着从底层技术到产业组织，再到社会经济运行规则的系统性重构。首先，最直接的颠覆性体现在技术发展的颠覆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依赖颠覆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并非对现有技术的优化与改进，而是基于全新科学原理开辟的全新技术路径。它在发展初期往往呈现出性能不完善与应用场景有限的特点，但具备显著更高的理论性能上限，能够在效率、能力或成本上实现数量级优势，从而对原有技术体系形成覆盖性替代。其次，颠覆性将引发产业组织形态与价值创造逻辑的重塑。技术路径的变革将打破传统的产业链分工模式，推动产业体系向网络化、生态化的方向演进。价值创造的核心从产品生产制造，转向以关键技术平台、核心数据资源、行业标准与生态协同为主导的系统竞争。企业的竞争焦点从成本和规模，升级为对创新生态主导权、技术标准制定权以及关键要素配置权的争夺。最后，颠覆性的深远影响超越产业范畴。变革性的技术会重新定义关键生产要素，催生全新的生产函数。不仅创造出新的产品与服务，孕育出新的市场需求、应用场景乃至社会行为模式。这一过程伴随对现有伦理规范、治理框架以及国际竞争合作规则的全面冲击与重构。因此，对颠覆性产业的布局与培育，本质上是对未来技术经济范式主导权的战略性争夺，是在塑造下一轮全球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与基本规则。

第三，更高关联。更高关联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关键技术的广泛嵌入和深度扩散，在更大范围内重构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从而在产业体系中形成显著强于传统产业的结构性带动能力。与以产出规模和上下游配套关系为核心的传统产业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关联优势并不主要取决于自身产值占比，而取决于其关键技术、核心能力和系统解决方案在多产业、多环节中的渗透率水平。这种以渗透率为核心的关联方式，使其即便在产业规模尚处于成长阶段，也能够对整体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从形成机制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往往以通用性、平台型或基础性技术为载体，其技术成果不再局限于单一产业内部使用，而是持续嵌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组织、产品服务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多个环节，并在不同行业间防复用与扩散。这一过程推动产业关联由传统的线性投入—产出关系，演化为跨部门、多节点、网络化的技术经济联系结构[13]。随着关键技术在不同产业中的反复应用和协同放大，原有产业边界逐步被打破，产业体系内部的分工逻辑、价值创造方式和资源配置路径随之发生系统性调整[14]。高关联性意味着更强的结构性带动效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技术渗透持续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函数，推动存量产业在效率、质量和附加值层面的整体跃升。同时其技术扩散过程不断催生新的应用场景和新型产业形态，促进新产业门类生成并强化产业体系内部的联动性。高渗透率和强关联的机制作用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将逐步演化为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枢纽，对经济结构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形成发挥基础性、放大性的支撑作用[15]。

第四，更深融合。更深融合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技术、功能及组织层面，以场景诱致为起点，在产品和部门维度形成的深度、有机整合。核心在于通过技术与功能的高度渗透与重组，创造出全新的产品形态、服务模式和产业生态。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系统解决方案在不同产业、不同产品中的高渗透率为基础的融合，对原有产业格局产生重构影响[16]。在产品层面，表现为硬件、软件、数据服务的深度集成。在部门层面，表现为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环节的跨产业关联与协同。这一过程推动产业融合由传统的、基于产业链上下游的线性整合，演化为跨部门、多维度、网络化的价值共创生态。随着核心技术在不同产品和部门中的渗透率不断提高，原有的产业边界被逐步打破，进一步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重塑产业的竞争基础和价值分配格局[17]。

第五，更大规模。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更大规模性，体现为其具有系统性与指数级规模增长特征。这种更大规模性根植于技术经济范式变革，从产业本体、关联带动与融合渗透三个层面共同推动经济总量规模的持续壮大。首先，具备爆发性增长潜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源于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突破或“1到N”的融合性应用创新，能够培育全新的产品体系与市场需求，持续拓展市场边界。其增长曲线往往呈现早期孕育期后的陡峭上升态势，具备在较短时间内成长为万亿级乃至十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的潜质。这种规模增长是创造增量而非仅分割存量，构成了驱动宏观经济持续向上的核心动能。其次，具备产业链条的高关联性与强带动效应，影响规模更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链条长、环节多、技术密集的特点，其发展不仅能催生全新的核心产品部门，更会纵向深度拉动上游关键材料、精密部件、高端装备的研发与生产，横向广泛拓展下游多样化应用场景与配套服务，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与生态网络。基于技术关联和需求拉动的乘数效应，能够激活并重塑区域乃至全国的产业关联网络，其规模外溢效应远大于其他产业。最后，技术赋能引发经济总量系统性扩容[18]。以量子计算、具身智能、新能源等为代表的通用性使能技术，具备极强的渗透性和赋能性。通过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各领域实现生产效率、产品形态与商业模式的根本性变革。通过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在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基础层面催生新价值，实现国民经济整体规模与质量能级的同步提升。

第六，更强优势。更强优势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具备形成持续性、引领性竞争优势的能力，并由此拓展更为广阔的国际竞争市场空间。从世界科技与产业发展历程看，历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创新组织形态和产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科研机构、领军企业和国家级创新平台不断涌现，成为技术突破、产业扩散和国家竞争力跃升的核心载体，并深刻塑造了大国竞争格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是在这一历史逻辑下，成为新一轮全球竞争中最具战略意义的产业形态。从优势形成机制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竞争力并非来源于单一因素，而是多重要素叠加放大的综合结果。这类产业通常处于技术演进前沿，符合中长期技术发展方向，具备较高的技术上限和持续迭代空间，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引领技术路线和产业趋势。其潜在产业规模大、应用领域广，往往对应着全球性市场需求，具备成长为国际性主导产业的现实基础。同时，由于其与其他产业存在广泛而稳定的技术经济联系，相关优势能够通过产业网络持续扩散，并在更大范围内放大其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地位。在上述条件共同作用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更容易孕育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企业和创新主体。这些企业不仅在产品和技术层面参与全球竞争，更通过标准制定、平台构建和生态组织等方式，逐步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和结构优势[19]。当产业优势由单点突破上升为体系化竞争能力时，相关产业便能够在横向国际比较中形成新的全球竞争优势，并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重构过程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从而为国家层面实现由产业大国向产业强国的跃升提供坚实支撑[20]。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探索性测度

1.测度原则

依据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规律性认识，为实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探索性测度，应遵循适宜性、互补性、结构性原则。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测度作为破解重大生产力布局同质化困境、实现资源精准配置的核心工具，本质是通过构建多维度评估体系，量化产业与区域发展基础、产业生态及全球分工的适配关系，最终实现“因地制宜培育、全局优化布局”的发展目标[21]。

第一，适宜性需精准匹配区域发展基础。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更多颠覆、更新需求规律性认识，适宜性原则是“因地制宜”布局优化的核心抓手。聚焦区域禀赋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回答“某区域是否适合发展某类未来产业”的问题，核心是量化区域在要素供给、产业配套、创新生态等方面的支撑能力。测度需兼顾区域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避免“一刀切”评估。第二，互补性需强化产业与区域的协同效能。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更深融合、更高关联规律性认识，互补性原则是破解重大生产力布局同质化竞争、实现全局优化的关键。其核心逻辑是既要实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内部的资源整合，又要推动其与非新兴产业、非未来产业的良性互动。第三，结构性需推动产业体系的全局优化。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更大规模、更强优势规律性认识，结构性原则聚焦实现全局优势提升总目标。其核心是既要保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战略引领作用，又要兼顾产业体系的整体韧性。

2.评估模型：熵值法TOPSIS评价

指标赋权方法主要包括以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等为代表的主观赋权方法，以及以熵权法为代表的客观赋权方法。为降低人为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提高测算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本报告采用熵权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并以熵权大小衡量不同指标对综合评价结果的贡献程度。

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其中，Xtij为第t年城市i的第j项指标原始值，Xjmax和Xjmin分别为该指标在所有样本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避免0和负值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绝对值+0.01的平移。

其次，计算指标的信息熵：

最后，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其中，hj为第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最终得到2018-2023年31个省份未来产业发展评价指标权重。在确定各指标权重后，需要对各评价对象的指标值进行综合比较，以形成总体评价结果。参考孙莹等（2021）的研究，本文采用熵值TOPSIS法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综合评价[18]。该方法以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为基础，通过测算各评价对象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之间的相对距离，对评价对象的综合水平进行排序，识别区域未来产业发展水平的相对优劣。

3.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的规律性认识及产业发展测度原则，本文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一方面，根据结构性原则建立经济结构基础评价维度。经济结构基础主要用于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区域经济体系中的现实承载条件和结构环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壮大和未来产业的孕育，均依赖于一定的产业基础、要素结构和经济形态。本文通过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高技术产业用工规模等指标，刻画区域在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的现实承载能力；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反映区域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服务导向型方向演进的程度，从而综合评估区域经济结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的支撑能力。

此外，适宜性原则侧重评估区域是否具备支撑相关产业持续发展的综合条件，其内涵不仅涉及创新要素供给状况，也涵盖政策导向与资源环境约束等制度性因素，因此在指标体系中通过创新要素供给和发展导向与约束两个维度予以综合反映。创新要素供给主要用于反映区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发展所提供的技术、人才和创新资源条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度依赖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知识积累，其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创新要素不断集聚、转化和扩散的过程。本文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主体三个方面，对区域创新要素供给能力进行刻画。其中，研发投入强度反映区域对创新活动的持续投入水平；发明专利密度体现区域创新成果产出能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反映高端科研平台布局情况；新产品开发强度和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则从成果转化和前沿技术产业化角度，反映区域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的现实创新基础。

另一方面，互补性原则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区域产业体系中的协同配置特征，其核心并非单一产业或单一要素的优势，而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内部资源整合能力，以及其与既有产业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程度。由于这种产业体系层面的互补性难以通过单一产业或单一指标直接刻画，本文通过多维指标的综合评价方式，对区域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和发展约束等多方面条件进行整体测度，从而在综合状态层面反映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与既有产业体系之间的协同与互补程度。据此形成由经济结构基础、创新要素供给和发展导向与约束三个准则层构成的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框架。发展导向与约束主要用于反映区域在战略层面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关注程度，以及产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政策引导、市场预期和社会关注度，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相关词频、绿色发展关注度等指标，可以反映区域在制度和发展理念层面对新兴发展方向的重视程度；上市公司数字化无形资产占比则从企业和资本市场层面反映区域经济主体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的实际进展。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必须嵌入资源环境约束之中，本文通过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等指标，刻画区域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生态压力，从而综合评估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高质量发展要求下的适配性和可持续性。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地方统计年鉴以及多源微观数据库。其中，宏观与区域层面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工作报告与政策文件；企业层面数据来自企查查企业信息数据库（其中新能源企业数据来源于《2025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技术创新相关数据来源于Incopat专利数据库。

三、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探索性测度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思路设计

结合TOPSIS方法测算结果，本文对2018—2023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如图2。

样本期内，东部地区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格局中持续发挥核心承载和引领作用，综合得分和整体排序长期处于前列。从省域层面看，广东、北京、江苏和上海构成了区域内的第一梯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水平保持稳定优势，反映出该区域在高技术产业体系构建、创新资源配置、人才集聚以及资本要素活跃度等方面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支撑条件。进一步观察区域内部结构，东部地区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梯度分布特征。浙江、山东、福建等省份虽与第一梯队仍存在一定差距，但其综合水平明显高于全国中位区间，显示出较强的新兴产业承接能力和向未来产业方向延伸的结构升级潜力。总体来看，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由早期布局探索逐步转向体系化推进阶段，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未来产业布局空间，在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演进过程中具备持续发挥引领作用的基础条件。

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水平整体处于全国中位区间，样本期内综合得分主要集中在相对稳定的区间范围内，区域内部差异相对有限。从具体省份表现看，安徽、河南、湖北和湖南等省份在新兴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其综合表现与近年来中部地区在高技术制造业承接、产业链配套完善以及新兴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的持续推进密切相关。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在高端创新资源集聚、原创性技术供给和前沿产业引领能力方面仍存在差距，但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更多体现为对既有产业体系的延伸升级与结构优化。总体而言，中部地区正处于由外部承接驱动向内生培育能力逐步增强的过渡阶段，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与未来产业潜力培育并行推进，发展动能呈现出稳步积累、逐步释放的态势。

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相对分散的格局，区域内部差异较为显著。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多数西部省份得分集中在较低区间，但四川和重庆在区域内表现相对突出，其综合得分和排序明显高于西部其他省份，体现出成渝地区在新兴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中的支点作用。这一特征与成渝地区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数字经济以及科研资源布局等方面形成的比较优势密切相关。相比之下，甘肃、青海、宁夏、西藏和新疆等省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仍主要处于起步和积累阶段，其发展进程受到产业基础、创新资源和市场规模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总体来看，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呈现出“多点探索、局部突破”的结构特征，短期内区域内部差异仍将存在，但重点区域的带动效应有望逐步显现。

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在样本期内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演进态势，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综合得分主要集中在相近区间，省际差异不大。从区域发展实际看，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仍深受既有产业结构特征影响，传统产业比重较高、新兴产业培育周期较长，对整体发展节奏形成一定约束。近年来，东北地区在智能制造、新材料和产业数字化改造等领域已有一定布局，新兴产业体系逐步完善，但相关成效尚处于积累阶段，未来产业的规模化和系统化发展仍有待进一步推进，尚未在区域层面形成显著的带动效应。总体而言，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与新动能培育并行推进的阶段，其发展路径更多体现为夯实基础、稳步转型的渐进式演进。

（二）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城市分布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规模领先与结构优化并举的关键阶段，整体呈现集聚化、梯次化、特色化的发展格局。新能源产业全球规模优势突出，但增速放缓，正从快速扩张转向技术创新与产业链韧性提升；新材料产业作为基础支撑，与区域制造业生态深度绑定，形成“因业兴材”的鲜明路径；航空航天领域在传统国家主导与商业创新双轮驱动下，加速向市场化、商业化演进；低空经济作为新兴增长极，依托应用场景拓展与基础设施完善快速崛起。

未来产业形成体系完备、规模领先、布局清晰的发展格局，正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从整体布局看，呈现出显著的“核心引领、梯度协同”特征。分领域观察，各产业均展现出以高能级城市为创新极、依托差异化资源禀赋实现重点突破的路径。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领域凸显“一超多强”格局，北京凭借国家级战略科技力量集聚，成为综合性创新策源地；上海、深圳、合肥、杭州等城市则在工程化、市场化或基础研究等环节形成突出优势。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能等领域呈现“多极集聚”，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依托高校、科研院所与产业生态，构建了产学研协同转化网络。

1.新能源：中枢引领，链群协同

在全球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加速转型的背景下，新能源产业已成为各国构建未来竞争力的关键领域。新能源涵盖可再生能源、先进储能、氢能等多个前沿方向。中国在此全球性产业布局具备较大影响。2025年“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数据显示，中国共有263家企业入围，占榜单总数的52.6%，总营业收入达到5.2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500强企业总营收的54.5%。同时，数据也显示，中国新能源产业总营收增速从2024年的13.56%放缓至2025年的2.60%，企业平均规模出现近年来的首次收缩。表明在经历快速规模扩张后，行业发展重心可能正逐步转向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

从空间格局来看，中国新能源产业呈集聚化发展特征，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中西部多个中心城市为支点的梯度分布网络。北京市凭借31家全球500强企业的数量位居全国之首，在政策引领、战略研发与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中枢作用。长三角地区以上海、江苏的无锡与苏州、浙江的杭州与宁波等城市为代表，构建了全球范围内极为完备的产业集群，覆盖了从光伏材料、关键零部件、高端装备到系统集成与能源服务的全产业链条，展现了强大的制造协同能力和供应链韧性。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引擎，拥有18家上榜企业，培育了比亚迪、华为数字能源等领军企业，其在电动汽车、储能系统及数字能源解决方案等市场化应用与快速迭代方面表现突出。此外，合肥、成都、西安等中西部城市也依托各自的科研与产业基础，在光伏技术、储能电池等特定领域形成了差异化竞争优势，共同支撑起全国新能源产业的协同发展格局。

2.新材料：因业兴材，梯队分明

新材料产业是高端制造与科技创新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基于主要城市的企业存量数据分析，我国新材料产业已形成梯度分明、区域高度集聚、且与本地优势产业深度协同的发展格局。

从企业数量分布看，产业区域集中特征显著。广州与深圳凭借粤港澳大湾区强大的先进制造集群，构成了全国第一梯队，其庞大的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为特种金属、先进高分子材料等提供了核心市场需求与迭代动力。杭州、宁波、青岛和郑州等城市构成了实力突出的第二梯队，表明新材料产业在全国关键工业区域已广泛渗透与扎根。

进一步分析显示，产业发展路径呈现出鲜明的“因业兴材”特色，即紧密依托本地既有产业生态与资源禀赋。例如，杭州与宁波的领先地位，得益于浙江省在磁性材料、高性能纤维等领域的长期积累与高活力的民营经济；青岛的优势则与其在家电、轨道交通、海洋经济等主导产业的基础高度相关；郑州则依托河南省在超硬材料、新型耐火材料方面的传统优势与资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这体现了新材料产业并非孤立发展，而是深度嵌入并服务于地方主导产业的升级与产业链强化需求。

3.航空航天：双轨驱动，角色分明

我国航空航天产业已形成核心引领、梯次分布的空间格局，产业发展动力正由国家主导与市场创新共同驱动，呈现显著的“双轨”演进特征。

从企业集聚度看，我国主要城市的航空航天产业区域集中性突出。深圳市、西安市与北京市构成第一梯队，其中深圳市以显著的企业存量领先，其发达的电子信息生态与活跃的民营资本，有力推动了商业航天领域卫星制造、火箭研发及配套产业链的集聚。西安与北京则代表了传统航空航天工业体系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依托深厚的装备制造集群与研发机构夯实研究基础。成都、南京、广州、上海、天津、长沙等城市作为第二梯队，围绕各细分领域，形成了专业化的配套集群，体现了产业在国家级布局下的市场化扩散与区域深耕。

各城市发展路径呈现高度差异化，但与自身核心功能协同。深圳、上海等地正快速崛起为商业卫星、运载火箭及航天信息服务的创新策源地；西安、沈阳、成都等传统工业城市则持续强化其在飞行器整机、航空发动机等复杂装备领域的制造优势。当前，在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进步及政策鼓励下，产业增长动力日益多元化，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4.低空经济：多城竞逐，场景拓展

低空经济作为依托低空空域、融合有人/无人驾驶航空器活动的新型经济形态，已成为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产业链条长、科技含量高，深度整合传统通用航空与无人机等新兴技术，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我国低空经济产业体系已初步构建形成。基于主要城市数据分析，从区域布局看，产业集聚效应显著，表现为以核心城市引领的发展格局。广东省作为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重要区域，深圳与广州相关企业数量全国领先。北京低空经济相关企业的数量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此外，成都、西安、长沙以及南京等城市也在凭借自身产业与创新优势，积极布局低空经济相关领域。

整体来看，我国在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等领域技术积累深厚，以深圳为代表的地区拥有全球领先的民用无人机企业。同时，低空物流、城市空中交通、应急救援、旅游观光等应用场景正加速落地，推动市场空间持续扩大。政策环境方面，中央与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密集出台产业规划与应用促进政策，从空域管理、技术创新、场景开放等多维度提供支持，为低空经济的健康发展营造了有利制度环境。

5.量子科技：单极辐射，强市共筑

我国量子科技产业已形成创新资源高度集聚、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链条完整的空间发展格局。从区域布局看，呈现“单极辐射，强市共筑”的特征。北京市凭借其强大的战略科技力量与顶尖学府资源，以显著领先的专利规模，成为覆盖量子科技的创新策源地与发展引领极。上海市、深圳市与合肥市共同构成坚实的核心梯队，并展现出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上海依托国际化研发平台与产业生态，在量子通信与高端应用集成方面优势突出；深圳发挥其市场化能力与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优势，聚焦于量子计算的工程化与产业链协同；合肥则依托以国家级科研机构和顶尖大学为核心的基础研究体系，在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持续产出原创成果。

量子科技专利申请的核心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京东方、TCL为代表的领军企业，展现产业资本的前瞻布局；二是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及衍生企业（如本源量子、科大国盾）为代表的核心科研力量。这两类主体在主要城市内深度融合，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协同网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新模式。

6.生物制造：多极引领，梯队协同

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已构建起以北京为创新极，上海、南京等重点城市为支撑，多特色城市协同发展的创新格局。基于专利数据分析，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呈现“多极引领，梯队协同”特征，创新链从基础研发到产业转化完整活跃。北京占全国10.8%的专利总量，综合性创新策源地地位突出。上海依托国际化平台与产业生态，在高端生物制品与工程化应用方面领先；南京则彰显高校集群驱动的创新特色。广州、杭州、武汉、无锡等城市组成特色鲜明的第二梯队，或基于传统产业基础升级，或依托高校科研优势，形成多元化发展路径。以江南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及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为代表的高校与科研机构是创新核心力量。这些机构与地方产业深度结合，深入影响了各城市差异化的发展模式。

7.氢能和核聚变能：双核驱动，多元突破

我国氢能与核聚变能产业已构建起定位清晰、优势互补的城市创新体系。北京、上海作为战略与市场双核，引领方向与高度；各特色城市依托自身禀赋，在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场景示范等关键环节形成有效支撑，共同推动产业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

北京市以占全国11.3%的专利总量，凭借其汇聚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确立了覆盖氢能全链与核聚变前沿研究的综合性中心地位。上海市则以占全国8.7%的专利规模构成另一核心极，依托其高端制造能力、金融优势与国际合作窗口，在燃料电池汽车、高端装备及规则制定等高端应用环节扮演关键角色。武汉、大连、苏州、成都、深圳等城市构成了特色鲜明的支撑梯队：武汉依托高校在材料与储运技术上的积累；大连凭借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在电解制氢等领域的核心研发能力；苏州与深圳则受益于制造集群产业基础，在产业链协同与工程化应用方面表现活跃。

主要创新机构既包括以丰田、现代为代表的国际产业巨头，也包括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为代表的国内顶尖科研力量，同时涌现出以亿华通、未势能源为代表的专业科技公司。这些主体在核心城市内形成了紧密的产学研协同网络。

8.脑机接口：一超多强，梯次创新

我国脑机接口产业形成以北京为综合创新极，深圳、上海、杭州等城市基于各自资源禀赋，在消费电子、临床医疗、基础算法等细分领域形成特色优势的发展格局。北京市以占全国总量近20%专利的优势，确立了其全国综合创新策源地的引领地位。其依托国家级脑科学研究中心、顶尖医科与工科院校及科技企业集群，构建了覆盖全技术路径、贯通基础研究至临床转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深圳市、上海市与杭州市的发展路径各具特色，脑机接口领域同样表现突出。

产业创新呈现高校院所与企业共同主导的双轮驱动特征。以天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为代表的高校与科研机构是技术创新的核心组成。同时，以平安科技、百度、腾讯为代表的科技企业积极进行战略布局，推动技术向应用端延伸。两类主体在核心城市内深度融合，形成协同创新网络。

9.具身智能：双极联动，场景赋能

具身智能产业构建起以北京为研发创新极、深圳为产业应用极，沪宁杭等多点协同支撑的清晰发展格局。当前产业正处于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商用的关键阶段。北京市以占全国15.2%的显著专利优势，凭借其汇聚的国家级科研力量、顶尖高校及活跃资本，确立了在人工智能算法、运动控制等全链条技术研发方面的综全面引领地位。深圳市以占全国7.8%的专利规模，依托其强大的市场化能力、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及活跃的创投生态，构成了推动技术向机器人本体制造、核心零部件及商业化场景快速迭代的产业应用极。上海市、南京市与杭州市共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支撑梯队。

产业创新呈现鲜明的“学研”主导特征。以北京理工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为代表的一流工科院校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覆盖从机构设计到智能算法的全方位研发。同时，以国家电网等行业巨头的应用需求布局，正牵引技术向电力运维等重点领域深化。

10.第六代移动通信：核心引领，多元攻坚 第六代移动通信产业已形成以北京为引领、多个具备深厚通信研发底蕴的城市重点参与的创新格局，呈现出“核心引领、多点布局”的显著特征。北京凭借战略科技资源集聚优势，以显著的专利规模确立了综合性创新策源地的核心引领地位。南京、成都、上海及广州等重点城市依托深厚的行业高校底蕴或产业生态特色，构成了坚实的第二梯队，在基础理论、核心技术攻关与试验验证等环节形成了差异化布局。

从创新主体看，顶尖高校是当前技术研发的绝对核心，以东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为代表的院校集群构成了人才与技术的源头。同时，华为等国内领军企业及三星、高通等国际巨头的参与，凸显了6G技术的全球竞争属性。各方主体在重点城市正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标准参与的紧密互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8-2023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重点城市数据，通过构建三维评价体系和运用熵值法TOPSIS模型等研究方法，系统分析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载体，呈现清晰的区域梯度格局，东部地区为核心承载区，中部地区承接转移与本地培育并行，西部地区局部突破，东北地区稳步转型。细分领域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化、梯次化特征显著，未来产业形成“核心引领、梯度协同”的差异化布局。省级层面产业关联度呈现“头部集中、尾部分散”特征，近半数省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尾部省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两大产业通过要素重构、技术突破和生态协同，与区域布局深度适配，形成“核心突破+场景牵引”的分工模式，成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关键路径。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区域差异化布局，构建协同发展体系。立足各区域禀赋差异，避免同质化竞争，东部地区聚焦原创性技术供给和未来产业前沿布局，强化创新策源引领作用；中部地区依托制造业基础，承接高端产业转移，提升产业链配套能力；西部地区以核心城市为支点，集中资源发展特色细分领域；东北地区立足工业基础，稳步推进产业数字化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促进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层次清晰、优势互补的产业空间格局。

第二，强化创新要素供给，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加大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投入，完善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优化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布局。健全高端科技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引育机制，通过“产学研用”协同培养产业急需人才。拓宽融资渠道，鼓励产业基金、创投机构加大投入，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第三，深化产业融合赋能，完善产业生态建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度融合，强化与传统产业协同联动，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工业生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领域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形成以技术突破带动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头部省份打造产业链枢纽，中游省份强化配套能力，尾部省份聚焦细分领域构建特色产业链。健全产业支持政策体系，加快新兴领域行业标准制定，提升产业链协同能力和全球竞争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周文，许凌云. 再论新质生产力:认识误区、形成条件与实现路径[J].改革，2024(3):26-37.

[2]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7):130-144，10.

[3] 孙伟平. 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0(12):119-137，202-203.

[4] 赵峰，季雷. 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J].学习与探索，2024(1):92-101，175.

[5] 刘伟. 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J].经济研究，2024，59(3):4-11.

[6] 杨硕，陈劲，杨建龙，等. 中国未来产业发展潜力测度及时空演化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5:0-22.

[7] 谢宜泽. 新型举国体制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产业异质性的视角[J].北京社会科学，2025(11):4-14.

[8] 史丹，渠慎宁. 未来产业展望(人民观察)[N].人民日报，2024-04-12.

[9] 田彩红，李琳，廖斌，等.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对未来产业企业进入的影响[J].地理学报，2025，80(12):3249-3266.

[10] 赵儒煜，肖茜文.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产业空间体系演变[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136-147.

[11] 马涛，王昊，卓贤. 市场需求异质性对制造业企业扩张的诱致机制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25(1):90-99.

[12]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知，2024(6):4-6.

[13] Huang Y，Hong T，Chang X，et al. Trave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25，65(4): 893-927.

[14] Hidalgo C A，Klinger B，Barabási A L，et al.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J]. Science, 2007，317(5837): 482-487.

[15] 白永秀，闫雪培，王泽润. 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基于要素构成视角的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4(12)：21-34.

[16] 尹西明，陈锋，吴善超. 技术—组织—场景(toc)：培育未来产业的新理论[J].中国软科学，2025(9)：42-54.

[17] 马涛，钟化鑫，李子愚. 算力外部性、要素市场化配置与重大生产力布局优化[J].理论探讨，2025(3)：154-161.

[18] 潘教峰，王晓明，薛俊波，等.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新方向、新问题、新思路[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38(3)：407-413.

[19] Conte L. Turning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into industrial strategy: The productivity effects of smart specialisation in europe[J]. 0-72.

[20] 马涛，王晓磊. 新发展阶段东北城市群产业布局质量的内涵、测度与提升路径[J].社会科学辑刊，2025，(06):111-119+2.

[21] 杨硕，陈劲，杨建龙，等. 中国未来产业发展潜力测度及时空演化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5.

作者简介

马涛，哈尔滨工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工业大学商学院院长、“数字经济”专业（全国首批）负责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客座教授（深圳数据经济研究院），国家级青年人才。主要从事工业布局与数字经济、资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等方向的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等20余项课题。获国家级、省部级奖项二等奖四项，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十五五”规划的课题负责人。Clarivate高被引论文，论文及专访被《新华文摘》《经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网》《学习强国》等平台转载二十余篇。出版《“十四五”时期重大生产力布局研究》《数字经济导论》等学术专著。

本文原载于《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