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读商时代）

为何这一关键岗位迟迟未定？又为何最终由一位并非典型券商背景的管理者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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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晓燕

2026年2月5日，第一创业盘后公告，选举郭川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并兼任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法定代表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至此，这家上市券商持续7个月的“掌门人空窗期”正式画上句号。

但市场的关注点，并不止于“补位”本身。更大的疑问在于：为何这一关键岗位迟迟未定？又为何最终由一位深耕北京国资体系、并非典型券商背景的管理者出任？

七个月空窗期，并非拖延

时间回到2025年7月。吴礼顺因工作调动辞去第一创业全部职务，随后赴任北京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董事长离任后，公司并未迅速敲定继任者，而是进入长达数月的“集体治理期”。这一选择，在当时并不符合市场对上市公司“快速补位”的惯性预期，却更符合其所处的现实环境。

核心约束首先来自股东治理结构。自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创业第一大股东以来，“北京国管总经理兼任第一创业董事长”已成为稳定运行的治理惯例，其目的在于确保大股东战略意图能够直接传导至上市公司层面。吴礼顺此前即由北京国管总经理转任而来，而郭川直到2024年1月才正式出任北京国管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从角色衔接、内部磨合到履行提名、选举等法定程序，本身就不具备“即时补位”的条件。

更现实的背景是合规压力。2025年下半年，第一创业投行业务暴露出的执业质量与内控缺陷，使公司一度处于监管与市场双重审视之下。在这一节点贸然换帅，不仅可能放大不确定性，也不利于风险处置与监管沟通。等待调查节奏明朗、内部整改方案成型，为新任董事长创造相对稳定的履职环境，成为更理性的选择。

程序层面的时间成本同样不可回避。作为A股上市券商，董事长产生需完整履行提名、股东大会选举董事、董事会选举董事长等合规流程。郭川从2025年12月底被提名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到2026年1月当选董事，再到2月正式出任董事长，整个过程严格对标监管要求，并不存在压缩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创业空窗期间的业绩韧性，为后续换帅提供了缓冲垫。2025年前三季度，第一创业实现营业总收入29.85亿元，同比增长24.32%；归母净利润7.71亿元，同比增长20.21%。

为何是郭川？

在合规承压、治理结构复杂、转型需求迫切的背景下，第一创业最终选择郭川，核心在于其履历与公司当下面临的问题形成了高度匹配。

郭川同时兼任北京国管总经理以及京国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而北京国管正是目前第一创业的第一大股东；京国瑞正是第一创业第二大股东——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这一身份组合，其可在北京国管与相关国资平台之间形成协同，对第一创业合计超过21%的关联持股实现统一视角下的战略协调，延续既有治理惯性，也避免股东层面的博弈成本。

更关键的是，郭川的职业底色并非“业务型券商高管”，而是典型的合规与治理专家。他在北辰实业体系内深耕多年，历任法律事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长期主导合规风控与公司治理；其间还曾挂职北京市国资委研究室主任，直接参与国资监管政策研究。这种同时理解监管逻辑与企业运行机制的背景，恰恰击中了第一创业投行业务整改所需的关键能力。

对于一家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券商而言，治理稳定性同样重要。郭川在多家大型国企与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的经历，使其更擅长在“国资约束”与“市场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强化董事会在战略与风控层面的中枢作用。

在业务层面，郭川近期的公开表态也体现其鲜明的治理思路。2025年底的北京PE论坛上，郭川反复强调“早期资本”“高精尖产业”与“平台化生态”。这与第一创业以固收与资管见长、亟需推动投行业务向高质量转型的现实高度契合。一方面，北京国资体系在债券融资、政府引导基金方面的资源，可直接反哺公司固收与资管业务；另一方面，投行业务在整改后有望从“规模驱动”转向“质量导向”，聚焦科创企业IPO与并购重组，与公司整体风险偏好重新对齐。

稳局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开始

回看这次人事更替，七个月的等待，本质上是对合规与治理边界的尊重。对市场而言，郭川的履新，首先带来的是确定性；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如何将国资体系的规则、资源与节奏，真正转化为这家上市券商可持续增长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