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长城新盛信托”）发布公告，正式披露解聘徐永乐总经理职务的人事变动事宜，这一消息虽属于正常经营调整，却也再度将这家长期处于行业尾部、存在感低的信托公司推向公众视野。

值得关注的是，该则解聘公告发布时间是1月9日，直到1个月后才被媒体发现，“存在感低”。

根据公告内容，此次解聘事宜经长城新盛信托2026年1月4日董事会审议通过，核心原因系“职务调整”。公司明确表示，本次人事变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后续将做好各项衔接工作，保障公司平稳运营，未披露更多关于职务调整的具体细节及徐永乐的后续任职安排。

公开资料显示，徐永乐担任长城新盛信托总经理一职已满两年，2023年3月，其董事、总经理的任职资格正式获批。在加入长城新盛信托前，徐永乐拥有丰富的金融行业从业经历，曾任职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涉足外事、外汇信贷、基金管理、国际业务等多个领域，还曾担任长城罗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长城环亚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等职务，具备全面的经营管理经验。此次其离任后，长城新盛信托的管理层衔接及业务发展走向，备受行业关注。

相较于人事变动本身，长城新盛信托“尾部信托”的行业定位更值得探讨。在信托行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头部机构凭借资本、资源、业务优势持续领跑，而尾部机构则因多方面短板陷入发展困境，长城新盛信托的尾部属性，可从多个核心维度得到印证。

资本实力薄弱，核心竞争力不足

资本规模是信托公司抵御风险、拓展业务的基础，也是监管评级中的核心考核指标之一。根据监管规则，信托公司监管评级涵盖资本要求等五大模块，资本实力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范围与监管强度。长城新盛信托是在重组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信托投资公司的基础上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注册资金仅3亿元，在67家信托公司中排名第67名。相比同行，注册资本排名第66名的中泰信托为5.17亿元，第65名的国民信托和华宸信托均为10亿元。从注册资本来看，长城新盛信托属于“尾部中的尾部”。

从股东背景来看，长城新盛信托虽属于AMC系信托，实际控制人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资产直接持股35%并通过全资子公司间接持股27%，另有天瑞集团等多家企业参股，但股东资源的赋能效果并未充分显现，未能有效弥补其资本规模的短板，难以支撑其开展大规模、高附加值的信托业务，核心竞争力持续弱化。

资产规模萎缩，业务结构偏薄弱

信托资产规模及业务结构是衡量公司行业地位的重要指标，也是监管层面系统性影响评估的核心要素。截至2024年末，长城新盛信托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已降至40多亿元，相较于行业头部机构动辄数千亿元、上万亿元的管理规模，差距极为悬殊。

业务结构上，长城新盛信托过往曾依赖通道业务维持规模，但随着监管层推进信托行业回归本源、压降通道业务，公司通道业务已实现清零，而主动管理业务的培育进度缓慢。从行业核心盈利指标来看，2025年长城新盛信托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仅0.06亿元，不足头部信托公司的1%，增速近乎停滞，凸显其本源业务能力的严重短板。目前公司虽提出以信托“新三分类”为遵循，打造“小而精”的新型信托公司，但尚未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业务板块。

盈利水平低迷，抗风险能力有限

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是信托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区分头部与尾部机构的核心标志之一。长城新盛信托的盈利表现长期处于行业底部，银行间市场2025年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显示，公司当年净利润约0.02亿元，在50家披露相关数据的信托公司中排名靠后。回顾过往业绩，公司曾在2021年、2022年连续两年亏损，2023年以来虽恢复盈利，但年度净利润始终停留在数百万元级别，盈利稳定性和盈利能力均大幅落后于行业平均水平。

盈利薄弱直接导致公司抗风险能力不足，难以应对行业转型带来的业务压力和潜在的风险处置需求，进一步限制了其业务拓展和转型发展的步伐，陷入“规模小—盈利弱—转型难”的恶性循环。

当前，信托行业正处于深度转型期，监管趋严、行业洗牌加速，头部机构凭借综合优势持续抢占市场份额，尾部机构则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挑战。此次长城新盛信托总经理变动，或为公司业务转型带来新的可能性，但结合其资本、规模、盈利等多方面的短板，要摆脱尾部定位、实现高质量发展，仍有漫长的路要走。对于整个行业而言，尾部信托的转型突围，不仅需要自身发力培育核心业务，也需要依托股东资源、贴合监管导向，找到适合自身的差异化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