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ThinkTank）

作者：段甲强（中信出版集团总经理）

2025年初，《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英文版正式出版。该书甫一上市，便引发全球政界、科技界和经济界瞩目。这本书讲了什么？为何广受关注？近期，中信出版推出了该书中文版。快速读完前言部分，我即被书中观点所吸引。读完全书后，各种复杂情绪涌上心头，这是近10年来让我最受触动、最为震撼的一本书。这期“先读为快”，我向大家分享一下该书的主要内容和我的阅读体会。

亚历山大·卡普：以思想和价值为行动指南的CEO

《科技共和国》的作者是美国人亚历山大·卡普和尼古拉斯·扎米斯卡。我重点介绍前者。卡普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后在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获得社会理论博士学位。他没有技术背景，极度重视健康，喜欢健身和冥想，是陈氏太极拳的忠实习练者，极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2003年，时年36岁的卡普与硅谷传奇创业者、科技思想家彼得·蒂尔联合创立了帕兰提尔科技公司。与硅谷的那些创业者刻意与政府保持距离截然相反，他们对公司的定位是“用技术和数据回应国家安全与时代危机”。帕兰提尔专注于为美国国防、情报机构提供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客户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五角大楼和北约等。帕兰提尔成立以来保持了高增长，市值在2020年上市后一度突破4000亿美元，跻身美国前20大最具价值公司行列，目前是美国国防与情报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数据平台供应商之一，其技术广泛应用于反恐、战场态势感知、军事指挥等领域，被视为“硅谷的五角大楼”。

卡普不追逐公司规模、增长和市场主导地位，而是坚持以思想和价值为行动指南，其核心观点包括：技术必须服从伦理与民主价值，而不是无条件追求效率；科技公司应该主动承担公共责任，而不是把国家和社会视为“客户之外的他者”；数据、AI 和算法不是用于商业套利，而是用于维护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真正重要的不是流量、资本回报或“指数级增长”，而是技术对文明未来的影响及其可能造成的风险。他不迷信自由市场，也不崇拜“颠覆一切”的创业神话，更不认为技术应该中立。他认为，科技发展必须与国家叙事、战略目标和道德责任相结合，否则将削弱社会结构与国家实力。他的思想融合了哲学反思与战略实践，体现出对技术、权力与国家关系的深刻洞察。

贯穿《科技共和国》全书的基调是批判，核心是重构

读完全书，可以深刻感受到美国精英阶层对科技变革和地缘竞争前景的焦虑和谋划。

作者对美国政府、社会和科技界进行了激烈批评。本书开篇就指出：“西方世界正迎来关键的‘清算时刻’”“硅谷已然迷失了方向”“美国的科技创新在过去二十年中逐渐‘空心化’”。回首历史，美国曾以科技为立国之本、以工程文化为国家精神，但冷战胜利后的自满、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泛滥以及文化解构主义的长期侵蚀，使国家与硅谷同时陷入“使命真空”：政府不再敢于提出宏大公共目标，精英不再相信民族国家仍有正当性，最具才华的工程师被消费互联网的金色牢笼吸走，人工智能、无人机群、软件定义战争等决定下一世纪霸权的利器反而由对手国家举国推进。

这样的批评和反思在书中反复出现，其中对硅谷把精力倾注于狭隘的消费产品领域的批评最为集中和激烈：硅谷本能地回避了那些真正关乎社会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转而投身于那些本质上微不足道却易于解决的日常生活小困扰，沉迷于娱乐、消费和流量，让智力资源从国家竞争和公共事务逃离，转而投向肤浅增长与即时满足，从网购到外卖皆是如此。这种行为在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如火如荼的今天，将使美国和西方处于完全的落后状态。硅谷忘了“曼哈顿计划”，忘了20世纪因战争威胁、国防合同、国家科研预算和太空竞赛而诞生的初心，把“改变世界”的口号矮化成广告算法、照片分享和外卖应用；把技术中立论当作免罪符，拒绝回答“为何而造、为谁而用”，结果让整整一代天才在优化点击率的循环中耗尽创造力，而美军在阿富汗为一套能把散落情报拼成路线图、救士兵性命的软件竟要苦等十年。“一整代有能力开发下一代人工智能武器的软件工程师，已然背弃了民族国家概念，对地缘政治的混乱和道德复杂性毫无兴致。科技工作者本能地涌入视频分享应用、社交媒体平台、广告算法和在线购物网站等项目，毫无顾忌地追踪并利用我们在网络上的每个举动来变现盈利，不断侵扰我们的生活”。

围绕批判和建构，全书分为4部分，包括软件世纪、美国精神的空心化、工程思维和重建科技共和国，共18章。

在第一部分“软件世纪”，作者首先认为核威慑时代正在走向终结，21世纪是软件的世纪，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威慑时代即将开启。预计未来所有决定性的战争都将由人工智能主导，呼吁美国必须将重心转向新一代人工智能武器的打造，因为这将决定21世纪乃至下个世纪的权力平衡。“美国当前面临的最核心挑战之一，是如何确保美国国防部能够从一个旨在打赢动能战争的机构，转型为能够设计、建造并部署人工智能武器系统的组织——这里所说的人工智能武器，主要指的是那些将主导未来战场的无人机群与机器人”。世界主要国家正陷入一场新型的军备竞赛，任何在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上的迟疑，哪怕只是被对手认为如此，也都将使美国付出沉重代价，美国及其盟友的命运取决于其国防与情报机构能否快速完成这场进化。但美国政府仍执着于战机、舰艇、坦克与导弹等传统军事基础设施的开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已不再是争取21世纪战争主导权的关键。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立即启动新的“曼哈顿计划”，以确保对最尖端军事人工智能技术的独占控制。“当务之急是立即展开行动，联合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合作伙伴，对国家安全投资的重心进行彻底的转移”。

在第二部分“美国精神的空心化”，作者通过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文化退潮的根源剖析，对当前困境作出解释。他们认为，美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地缘政治对手中国的崛起，而是内部的精神与认同危机：为避免分歧而否认宏大叙事；为避免责任而追求极端自由；以多元为名割裂共同价值；以政治正确压制公共讨论；以即时满足替代集体使命。于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却丧失了对“为什么存在”的回答。作者痛斥美国人信念的沦丧，认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具才华的人群，大多已远离了那些复杂且充满争议，但又极度关乎集体福祉与国防安全的工作领域。美国未能成功构建一种清晰的集体认同或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其后果便是美国使命的空心化，这个国家交给一群虽受过良好教育却缺乏方向感的精英掌舵。作者指出，美国的社会气氛已不再培养与鼓励极具勇气的智识担当，结果导致领导者日益优柔寡断，既不愿也无力承担重大风险。美国公共舆论场也变得极度苛刻，对公众人物无休止的审查已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那就是大大减少了有意于投身政界及相关领导的人员数量。

作者尖锐批判了“技术中立论者”，这一代科技创始人与程序员的本能是回避抉择、拒绝站队、不得罪任何人；这些将软件与人工智能视为人类救赎的精英当然也有信念，但归根到底，他们的信念只有自己及其创造的技术，对于国家整体使命以及存在意义等这个时代的重大议题，他们则唯恐避之不及。整整一代最杰出的人才，无论自愿与否，都流向了金融等少数几个行业。作者还批判了美国大学对于西方文明史等课程的撤销，认为西方传统核心课程的真正价值在于推动乃至促成了将美国细碎且异质的文化经验熔铸成为一种国家认同的进程，“若脱离了欧洲历史的根基，美国历史不过是一只悬浮于半空的气球”，然而，拴着这只气球的绳线如今却被割断，美国就像“断了线的气球”。作者还以互联网泡沫时代eToys这家网络玩具公司兴衰故事为例，进一步评判美国企业对消费者的片面关注，往往是以牺牲更广泛且更具意义的事业为代价。

作者强调，技术本身不是中立工具，每一种算法都内嵌关于“何为良善生活”的价值判断；当美国精英继续用“包容一切”来掩饰精神空虚，对手就会用“举国科技动员＋文明叙事”夺走下一代能源、芯片与武器的制高点；硅谷必须走出消费互联网的玩具国，主动承担国家使命，而政府也必须以硅谷速度拆掉采购、人事、预算、合规的限制，把最优秀的大脑重新征召到公共领域。唯有如此，西方才能避免“赢得二战、赢得冷战却在软件世纪被不战而屈”的命运，让人工智能时代的“奥本海默时刻”成为美国复兴而非终结的转折点。

在第三部分“工程思维”，作者对其创立的帕兰提尔公司及诸多硅谷科技巨头独具的组织文化进行阐释。帕兰提尔的许多成功运作模式直接颠覆了美国企业的传统范式。作者详细回顾了帕兰提尔与美国陆军及在阿富汗的特种部队开展合作，介绍了支撑他们团队为美军开发能够预测路边炸弹布设的软件的关键几个要素：保留创造性摩擦的空间、摒弃智识上的脆弱性、敢于抗拒盲目从众与因循守旧的压力，以及摒弃意识形态干扰、坚定追求实际成果。卡普以自身创办帕兰提尔、硬闯国防采购体系、把代码送进喀布尔前线的经历证明：只有重新把“工程思维”注入国家机器，把硅谷那种结果至上、快速迭代、敢于“烧船”的创业文化嫁接到政府与公共事业，美国才能赶在对手之前完成从原子时代到算法时代的跃迁，否则“西方最后且最好的制度”将在人工智能武器化的第一轮打击中就宣告终结。

在第四部分“重建科技共和国”，作者梳理了重塑集体努力与共同目标文化所需的条件。卡普提出“科技共和国”这一概念，呼吁精神秩序重建，这也是他为当下的美国做出的诊断：科技应成为重新构建共同信仰、共同命运和国家方向的力量。科技共和国的重建，客观上需要重新确立国家文化与价值观，重塑集体认同与共同目标。作者指出，硅谷至今仍对涉足公共领域充满顾虑，导致美国多个领域出现“创新荒漠”，一些行业不仅排斥技术革新，而且顽固抵制新观念与新参与者。读到这里，我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美国舆论对中国人脸识别技术大加批判，而书中这部分提到了美国尝试将软件如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于执法部门的努力，但因技术所属人的科技公司反对最终都铩羽而归，作者似乎支持人脸识别技术运用于社会治安领域。他们认为，真正复杂、有价值但也富有挑战的议题，并非在于滥用这些系统是否合理，而是它们在被合理使用的情况下，能否为遏制我们城市的暴力犯罪发挥作用。如今进入该领域的代价已变得极其高昂，而硅谷乃至整个科技行业所收到的信号，无论明暗，都明确不过，那就是“勿要插手，避而远之”。“这种极度犬儒主义的态度，无疑暴露出美国的当权者已然彻底放弃了对暴力的治理之责”。

整体上看，贯穿《科技共和国》全书的核心论点是：软件行业应当重建与政府的关系，并将其资源与注意力重新转向构建科技与人工智能能力，以能够应对美国共同面临的各项最紧迫挑战。硅谷的工程精英们有责任积极投身于国家防务以及国家使命的塑造，即明确这个国家的本质、价值观以及该捍卫何种信念，进而致力于维护美国及欧洲等盟友对竞争对手所保有的持久但脆弱的地缘政治优势。

全书最具洞察力的部分是为读者提供了理解未来二十年全球力量演变的思考工具。卡普认为，未来世界最核心的竞争不再是市场，而是制度、科技和国家意志的竞争：谁能够将创新转化为国家能力，谁能够将科技嵌入制度优势，谁能够让技术支撑文明叙事，谁就能主导未来世界秩序。全球力量对抗的赛道已经从企业竞争转向国家科技体系竞争，从经济指标竞争转向技术文明竞争，从商业创新竞争转向制度智能竞争。人工智能不仅将重塑行业格局，更将改变国际秩序。

《科技共和国》：美国政府一系列科技战略行动的思想脚本

今年1月20日，白宫完成权力交接，全球科技格局随之震动。特朗普重返华盛顿后，立即把人工智能提升至国家级科技战略的高度：推动政府算力储备建设，强化科技企业与公共部门合作，并加速关键技术在科研和基础科学领域的应用。前不久，美国正式启动“创世纪计划”，其雏形源于2023年拜登政府提出的《AI for Science 国家路线图》，经过数年政策论证与规划，最终落地为推动AI在科学研究、能源、材料、量子计算等领域的专项行动。这项计划公布后，我立刻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最终催生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互联网世界。

更具雄心的是，特朗普团队提出的《AI行动计划》，从算力、数据、人才、采购等多条路径出发，试图把大模型、量子计算、合成生物等前沿技术纳入国家级科研体系，并要求科技企业在限定时间内提交相关创新方案。舆论称其为“冷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科技工程”，意在通过国家动员加速关键技术突破。与“曼哈顿计划”相比，这次计划的“计时器”设定在2029年，战略目标从核裂变转向了关键算法和技术领先优势。美国把人工智能作为塑造国家权力的核心工具，科技公司被重新纳入国家战略体系，创新的目的不是商业增长，而是国家的胜利，这使得中美科技竞争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

《科技共和国》系统阐述了美国应当如何通过重新整合科技与国家战略，重塑全球权力格局，确保在接下来的中美科技战和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绝对优势。书中的观点与美国当前科技战略高度契合，特别是在“创世纪计划”公布后，其理论框架与政策走向之间的呼应更加凸显。这项计划并非突然出现，而是亚历山大·卡普、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大卫·萨克斯、马克·安德森等科技右翼精英多年推动的结果。他们不仅重构了硅谷，也深刻影响了美国政治。《科技共和国》描绘了他们想要塑造的未来蓝图，书中对科技与国家合作关系的分析，几乎就是美国政府今天一系列科技行动的思想脚本，不仅帮助我们理解美国未来科技政策的方向，也能为解读美国政府重大举措提供关键参照。因此，这是一本科技著作，是一份思想宣言，也是一部科技右翼精英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探讨技术与权力关系的思想文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我们理解当前美国科技政策和科技企业的战略转向提供了重要视角。

《科技共和国》带来的震撼和启示

在三亚回京的航班上，我仔细梳理完以上关于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观点。旅途劳顿造成的颈椎不适并没有阻挡我的思绪万千。打开悬窗看下去，薄云下面翠绿的青山、蜿蜒的河流……祖国的大地清晰可见，一瞬间眼泪夺眶而出。这是多么美丽的山河啊！中华民族曾傲居人类前列，但近代以来遭受深重苦难，而今民族复兴可期，但风险阻力日甚。《科技共和国》给了我们很多思考和启发，我强烈建议所有热爱中国、关心民族复兴未来的人都认真读一读这本书，并从中有深刻感悟。

我们应该警惕什么？作者是两个地道的美国人，他们的观点和主张，目的是让美国更团结更强大，从而赢得与美国地缘政治对手的竞争。中国毫无疑问是美国的对手之一。卡普们本质上维护的是美国的霸权和强权。但从爱国的角度看，他们的观点无可指责，他们对美国的爱与我们对中国的爱本质上并无区别。然而他们的主张与美国政府的动向，必须引起高度警惕。这个世界本质上仍处于丛林法则，“落后就要挨打”在现实中仍有血淋淋的案例，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餐桌菜单论”言犹在耳。敌对势力阻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企图一刻也没有放松，甚至正在全方位集聚力量。远方的阴云正在堆积，前行的道路只会更加崎岖，中国必须加快做好全方位准备，特别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建立更加强大的国防，做到“以战止战、以武止戈”，以更强的实力为民族复兴营造稳定环境，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人类和平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应该坚持什么？《科技共和国》作者极力呼吁和主张的，很多恰恰是中国正在坚持和推进的。比如，卡普呼吁美国科技界与政府重建合作关系，这在中国根本不是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构建的强大制造业体系，特别是国有企业听党指挥、贯彻国家决策有力，是我们参与竞争的核心力量和底气所在，新型举国体制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广泛动员力，而这正是美国缺乏或者衰弱的一面。卡普呼吁明确美国的价值观、捍卫美国信念，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和感召，战略清晰、举措硬实、步伐坚定，中华民族有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这是我们巨大的特色和优势，也是必须始终坚持的。

我们应该改进什么？卡普对美国内部精神结构、价值认同和文化空心化的批判，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科技力量再强，如果缺乏公共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意识，也可能成为破坏而非建设的力量。他对硅谷的批评，特别是指责硅谷“把‘改变世界’的口号矮化成广告算法、照片分享和外卖应用”，套用到中国一些互联网大厂上一点都不违和。毋庸置疑，互联网大厂用科技创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回顾他们的狂欢之路，也应该看到它们的丑陋和对社会的伤害：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压至极限的外卖算法、短剧视频的劣质内容、网络平台的流量霸权、盗版泛滥的网售纸书、达人带货的畸高抽成……大厂和平台赚得盆满钵满，但“一业兴而百业衰”。“科技向善”应该是互联网大厂普遍遵守的戒律，它们要像华为、大疆、宇树、福耀等企业那样，有公共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起码的道德边界；它们应该发挥资本优势和机制优势，更多吸引优秀人才，在人工智能、芯片研制、量子计算等未来领域为国家强盛做出更多贡献。

综上所述，《科技共和国》呈现了美国科技、政治与资本如何形成紧密的战略网络，揭示了技术与国家、创新与文明、企业与制度之间的深刻内在联系。它不仅是理解美国未来科技政策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钥匙，更为中国读者提供判断、选择和行动的参考。对于中国科技企业、创业者和政策观察者而言，它提出了新的思考维度：如何在全球科技格局中找到自身位置、如何将创新嵌入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如何在制度与文化的交汇点上做出战略判断。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这种认知将帮助个人、企业乃至国家保持方向感、增强敏感性，从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