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商报）

眼下的投资界与企业圈，硬科技、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这些词汇频被提及。“可真正把钱投进去的人心里都清楚，表面的热闹终究是别人的，脚下的坑得自己扛。一些企业家跟风转型做科技项目，结果钱烧完了，产品却卡在实验室里落不了地；那些追逐热点投硬科技的投资人，看似押注了前沿赛道，最后手里剩下的，却是一堆难以变现的专利证书。”近日，有机构如是发文提及硬科技投资。

那么，如何让金融的活水精准灌溉到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硬科技根苗上，避免这种“热闹”与“困境”并存的尴尬？这不仅是投资机构需要回答的命题，更是贯通从原始创新到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所在。在3月28日举办的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硬科技投资和发展论坛”上，“新质资本”如何借势、开道，成为破题的核心。

跨越认知鸿沟：为何“陪跑者”如此稀缺

当“硬科技”从一个略显生僻的产业概念，演变为衡量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标尺，资本与技术的“双向奔赴”便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逻辑，而是一场关乎走向的耐力赛。

硬科技，这个基于长期基础研究、具有颠覆性潜力的核心技术领域，正面临着现实的骨感：一边是实验室里孕育着颠覆性可能的尖端技术，如同等待破土的种子，渴望着阳光雨露；另一边是庞大的资本力量在“看不懂、投不了、退不出”的焦虑中徘徊，难以迈出那关键的一步。

“我们发现，为什么我们过去总说‘很难投资硬科技’？硬科技虽然火了，还有很多人不愿意投。”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在论坛上的一番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硬科技投资的第一道坎。这道坎，源于投资理念的深层次错位。米磊认为，过去由巴菲特等人发扬光大的价值投资理念，更多是基于经济价值的判断，而硬科技企业的核心价值，恰恰难以在短期的财务报表中体现。

“我们需要ESK投资理念，所有人类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知识价值的增长，而投资正是要围绕知识价值的增长，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的蜕变。”米磊表示，如今第四次科技革命到来之际，如何支持科技创新？需要有更新的价值投资理念，即ESK价值投资理念——以知识价值为核心的投资理念。

硬科技的投资，怎么就成了难事。

这源于其自身独特的“性格”。米磊用“四超”特征概括了新一轮科技革命面临的挑战：趋近物理极限（如可控核聚变需1亿摄氏度高温）、时间周期长（从原理提出到突破或需近百年）、投入巨大（实验装置动辄百亿计）、跨学科跨领域广（涉及上百个专业、数十条产业链）。

这意味着，投资硬科技，本质上是在投资一个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未来，是对人类认知极限的挑战。

天使投资人、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郭涛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将硬科技投资比喻为连接实验室技术与产业落地的核心纽带。他指出，硬科技从研发到量产，需要跨越技术验证、中试、规模化生产等重重关卡，每个环节都像在穿越“死亡谷”，持续的资金“输血”必不可少。郭涛分析道，硬科技的研发周期长达5至10年，远超消费互联网的迭代速度，且前期需投入巨额资金用于设备和人才，其轻资产属性又导致传统银行信贷难以介入。没有耐心资本的托底，仅靠企业自有资金或政府补贴，很难支撑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全链条突破。

这也解释了为何硬科技企业天生就依赖股权资金，需要的是能够长期陪伴、共同成长的“陪跑者”，而非追求短期回报的“投机者”。

“耐心资本”如何破局：从“跟跑”到“领跑”

面对硬科技投资的“周期长、风险高、轻资产”等与生俱来的痛点，传统的金融体系或许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股权资金供给相对不足，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科创企业特别是初创期的企业，难以获得与其高风险、长周期相匹配的资金支持。工银投资总经理王刚在论坛上指出，这恰恰是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可以扮演关键角色的地方。

作为由大型商业银行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其核心价值在于“跳出信贷的思维桎梏”，以长期、稳定、偏好较低的股权资本，投向那些轻资产、高研发、长周期的科创企业。这意味着，银行系资金这笔“长钱”能够流向“硬科技”。王刚形象地将此总结为“以长补长”，有效连接了银行体系的庞大资金优势与科创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填补了市场长久以来的空白。

在米磊看来，建设科技强国需要加快打造科技金融“郑国渠”体系。银行、保险、国家级母基金等具有万亿级投资体量，可以比作运河主动脉；国家级母基金具有千亿级投资体量，可以比作郑国渠；硬科技一流投资机构具有百亿级投资体量，可以视为“毛细血管”；而早期硬科技企业具有的亿级千万级投资体量，则是“水滴”级别。基于此，米磊提出，做大国家级母基金，将大池子水蓄满；做强市场化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做活贯通退出机制，开辟多元化退出渠道。

相关金融工具的创新实践，正与国家政策导向同频共振。近年来，顶层设计引导加强对新质生产力的金融支持，完善创业投资“募资、投资、管理、退出”机制。壮大耐心资本，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满足科技型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融资需求。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此前发布的《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通知》提出，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引导保险资金投资科技型企业和面向科技型企业的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推动更多资金投早、投小、投科技。

此外，“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多渠道拓宽中长期创业投资资金来源。不可忽视的是，创业投资是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科创企业初创期、成长期，能够为企业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和专业化服务，陪伴企业度过研发攻坚的关键阶段。

王刚介绍，工银投资正践行“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四投”策略，其投资版图已覆盖人工智能、能源转型、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新材料等五大领域。他以公司投资的齐碳科技举例称，正是基于对国家生物安全的战略价值研判，联合中关村发展集团，支持其第四代纳米孔基因测序仪的研发商业化，成为AIC布局该领域的首单案例。同样，在算力领域，工银投资通过北京试点基金两轮注资昆仑芯，支持国内领先的AI芯片独角兽攻克“卡脖子”技术，推动国产算力的自主替代进程。

这些案例清晰地勾勒出，耐心资本如何从谨慎的“跟跑者”，逐渐变为与前沿科技并肩前行的“领跑者”，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以长补长”的战略价值。

构建“雨林生态”：让创新从“盆景”变“风景”

打通硬科技投资的“最后一公里”，绝不仅仅是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生态系统的构建。

郭涛指出，当前的投资堵点，除了资金期限错配，还在于多数投资机构缺乏对硬科技技术路线的专业判断能力，容易跟风追逐热点，导致真正有潜力的“冷门”技术被忽视。科技企业的竞争力是多维的，前瞻性的投资，不等于盲目押注前沿的技术热点，它考验的是对技术路线、产业周期、团队实力的综合洞察。

如何摆脱这一困境？米磊给出的答案是构建一个自循环、共生长的“雨林生态”。他介绍，中科创星构建了“研究机构+早期投资+中试平台+投后服务”的特色科技创业体系，已投资孵化超过590家硬科技企业，培育出智谱AI、源杰科技、本源量子等一批行业“冠军”。

在这个生态里，投资机构不再是简单的资金提供者，而是深度参与到企业的成长周期中，陪伴它们穿越周期，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正如米磊所言，要打造科技金融的“郑国渠”体系——让国家级母基金作为主动脉蓄水，让市场化创投基金作为毛细血管精准滴灌，从而形成一个资金与创新双向流动的良性循环。

王刚则从“政企协同”与“产业协同”的维度提出了生态构建的实践路径。他建议，联合地方政府，共建基金平台，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重点产业，让资金配置与区域发展战略同频共振。同时，与产业链主企业、优秀投资机构深度合作，打通资源壁垒，帮助科创企业快速融入成熟产业集群，实现共生共赢。

据了解，从“六专”体系到“一卡一表一单”的研判模型，再到深化投贷联动机制，工银投资正试图将金融支持贯穿企业成长的全生命周期。“我们坚信，只有陪伴企业穿越周期，才能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王刚在论坛上的这句话，或许正是对“两个协同”的最佳“注释”。

从实验室的“最初一公里”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唯有耐心资本的深度参与和协同生态的持续滋养，才能让创新的星星之火，最终形成燎原之势。“蒸汽机重新定义了19世纪的国力排序，电力重新定义了20世纪的国力排序，AI正在重新定义21世纪的国力排序。谁的AI强，谁的科研快，谁在所有领域获得复利优势……这个正反馈循环一旦拉开差距就很难追回来。”江西省原常务副省长、原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主任梁桂在论坛上表示，AI不是一个产业，而是所有产业的底座。集群不是一个园区，而是创新要素的反应堆。窗口正在收窄，但我们的“底牌”依然坚实。

北京商报记者 胡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