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开新局，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北大学人交流感悟中国式现代化

策划—陈章乐 孙来斌 户国栋

执行—本刊编辑部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大学团委

统筹—本刊记者 刘善伟

百余年前，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日甚，仁人志士矢志救亡图存。彼时，革命先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和史学系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这是中国高校首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纳入正式教学体系的实践。他撰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于1919年1月刊载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第六号，这些文章深深影响了毛泽东等先进青年，引领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创立、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拯救人民、振兴民族，追赶工业化、现代化时代潮流，让国家强盛起来，是那一代革命青年的梦想。

而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经过“十四五”的奋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包括各界青年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前景愈加光明。

续《新青年》薪火，创刊于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曾三次复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在百年后又一次专程走进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共话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大家回首百年来中国思想界和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的伟大深刻变革，追溯国人奋勇追求现代化的艰辛道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对“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领悟愈发深刻，对“四个自信”愈发坚定，对做到“两个维护”愈发坚决。 

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两个结合”

文—李洋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降，文化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主持召开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指出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文化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一面，对现代化全局发挥引领与滋养作用。要实现保留自身文明特质的独特现代化道路，亦需要独特的文化支撑。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这一文化支撑的生成逻辑正是“两个结合”，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现代化文化支撑问题的结论。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审视

在社会主义呈现为历史现实之前，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是高度一致的历史进程。直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将现代化理解为资本主义化。考察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历程，文化被很多人看作是重要的方面。不少历史编纂者都将文艺复兴看作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形成的标志性节点。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其文化因素的关系，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资本主义在西方起源的诸问题“无不涉及独独为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他认为新教伦理是欧洲资本主义生成的关键因素。

西方文化在支撑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加深其现代化内在矛盾上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西方文化因素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集中体现为现代化发展中的“启蒙”问题。“启蒙”中包含着支撑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现代化两项关键要素，一是作为西方现代世界规则基础的理性，二是对运用这一理性的主体存在的确认。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基础、民主政治以及私有产权、法律体系等多方面的文化支撑。不过，另一方面，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使启蒙精神的理性主义与西方人本主义日益对立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秩序越是发展，人就越是被“异化”。工具理性的发展，最终造成了人类社会的灾难性状况。这正是二十世纪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文化中“非理性思潮”兴起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也促使人们向不同的社会体系寻求新的现代化可能性。

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传统文化争议

在赓续中华文化特性的同时能否有效地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启后一直被热烈讨论的话题。近代被迫打开国门后，面对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华文化为何没能使中国率先实现现代化。这一反思持续发酵的重大结果就是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呈现出极其激烈的反传统姿态，认为不以鲜明的激进态度反对封建的旧文化，就不足以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有效的文化支撑。新文化运动还具有另外一种反传统的文化姿态——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认为中国应当大规模西化甚至“全盘西化”。在近代中国迫切需要将“反帝”的独立自主作为现代化发展前置条件的情况下，全方位转向西方无论在理念上还是现实中都难以被接受。改革开放之后，也曾出现西化论思潮，甚至出现了新的“全盘西化”论，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不足以有效支撑现代化社会的生成，是一种“落后”的文化。

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适配现代化的观点显然站不住脚。一方面，此类观点对西方文化以及东方文化的理解过于表面，存在很多预设结论的分析，理论上不严谨。西方不是理性和自主文化的独有者。另一方面，世界发展的历史现实也已经证明现代化发展并非与西方文化绑定。在二战后的全球经济增长版图中，现代化高速发展的地区不再是欧洲文化覆盖地，而是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支配性影响的地域。

“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支撑

文化能否有效支撑现代化，在文化发展上表现为能否有效构建现代性观念的问题。西方现代性构建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是启蒙的发生与扩散，而启蒙的关键环节则是“去魅”，并通过“去魅”建立理性的逻辑。这是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现代化发展中人与世界关系变化的核心。中华文化能否有效地支撑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从文化中能否有效地生成具有理性原则的现代性观念的问题。

近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出于批判封建文化、推动现代化的目标，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特质也持批判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理性精神是相悖的。比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量化分析客观自然现象的科学精神。不过，如果真正深入分析传统中国思想发展的历程就可以发现，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并非因为传统文化中缺少理性成分，而是因为中华文化的理性特征发展得太早。

用梁漱溟的话说，传统中国“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相比于西方直到近代才发生的政教分离、对宗教神秘主义的批判，中国的世俗化即对公共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宗教神秘主义的摒弃，可以说早在周代就已经为这种文化气质奠定了基础。东周百家争鸣中关于政治与宗教神秘主义的讨论，儒家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法家在政治上则更明显呈现出工具理性主义的态度，认为种种人心法度“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篇》）。尽管这样的政治态度几乎已经与奠定了现代政治学逻辑的马基雅维利相同，但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下，显然不可能由此发展出现代科学式的世界观。

“理性早启”后，理性的对象不是自然的客观世界，而是指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世界。由此，中国的伦理学早就实现了高度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的结果正是支撑了礼法秩序的儒家文化，并在这种高度世俗化、理性化的文化滋养下形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灿烂成果。这种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形成了中华民族务实包容的文明特质，充分体现在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之中。

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指出，在中国传统的宗教精神下，知识分子总是习惯于去适应世界、维护秩序，而不是去改变世界，缺少西方文化中那种去开拓新世界的使命感和紧张感。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反对韦伯关于儒家文化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但也认可韦伯关于中国文化自我稳定性的判断。在理性早启的背景下，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早早地形成了高度理性化且稳定的秩序。当然，这种理性化与稳定性建立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行政结构，都体现出在前工业社会环境下社会秩序理性化的结果。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面对这样一种高度理性化的成熟社会秩序，在深入思考世界状况之后，难免将世界不合理现象产生的根源归结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认为实践变革的目标不是去探索建立新型的社会秩序，而是要“恢复”已经具有成熟原则的理想秩序，这正是传统中国“克己复礼”政治哲学观念的社会心理基础，在这种文化特性下实现中华文明高度稳定性的长期延续。

进入近代，“革命文化”的形成，则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有力的文化要素。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不断变革、持续革命的历程，正是在这一历程中，中华文化引入了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中国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凸显出两方面特点，一是鲜明的对旧世界的批判性，二是呈现为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现代社会，是现代社会精神的凝结，它以高度理性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历史，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主张人是可以认识并改造世界的。这种主张在批判古典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同时延续了其面对世界的可知论态度，具有现代哲学的人道主义立场，又拒斥现代哲学的非理性与非主体性取向，认为人类具有运用理性去认识和实践的能力以及坚持运用理性去分析社会、改造社会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发展了西方启蒙文化，且没有迷失在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立的表象中。

马克思主义展现的理性与革命性特征，体现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坚持理性，摒弃迷信，实现了对西方最深刻的宗教批判，摒弃任何放弃主体性去依靠神的态度，这与中华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世俗精神高度一致。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种革命性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种关于革命与改革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文化支撑。同时，在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化过程中，中国脱离西方现代化体系、独立创建新型现代化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透视性。“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着深厚的历史与哲学逻辑，也将在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中体现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本文系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英文课引导留学生知华友华爱华研究”（BJSZ2025ZC02）的阶段性成果〕

李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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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陈章乐

终审：陈敏

审校：刘晓 刘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