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贾德灿  伍定明

　　在近代中国风云激荡的岁月中，张澜不仅以民主先驱的姿态镌刻于史册之中，更以深沉的文化自觉，成为川蜀文脉的守护者。从征集学术成果到抢救革命文献，从力推县志修撰到擘画新文化建设，张澜以务实举措为乱世中的巴蜀文化撑起一片晴空，其远见卓识至今仍具深刻启示。

　　现存成都市档案馆的档案显示，1918年春，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张澜发布第19号训令，令全省各校收集学术汇件，为川蜀教育革新播下火种。在训令中，张澜引述教育部咨文要义，直指当时教育界“私家心得难公之于众，学术成果流传不广”的弊端，提出广集各科教材、教授方案、实习成绩、学生笔记等各类文献，无论已印未印，均由教育部择要汇刊，让僻壤之士亦能得见学界精华。这份训令看似行政指令，实则饱含对学术传承的敬畏——在兴学伊始的年代，张澜深知，唯有汇聚众智、共享成果，才能让教育革新落地生根，为巴蜀培养真正的济世人才。

　　十余年后，张澜对文化传承的坚守愈发坚定。1929年冬，时任成都大学校长的他与叶茂林在《国民公报》连续刊登《征集辛亥保路同志会文献启事》，为抢救川蜀革命记忆奔走呼号。启事开篇即言：“敬启者，吾川辛亥革命肇于保路同志会之发难，关于当日文件与事实，尚无详确之纪载。若不亟为收集，恐文献无征，匪惟不足备异日国史之采择；而吾川群众运动纯洁牺牲之精神，任其湮没而不彰，则吾川有形无形之损失其重大为何如也。”字里行间，满是对历史责任的担当。他们特设征集所于成都大学秘书处，广邀川人贡献所见所闻、所藏文献，涵盖事实始末、组织章程、文电报章乃至逸文逸事，甚至为亲历者提供面述记录的便利。这份执着，让一段关乎四川近代命运的珍贵历史得以留存。

　　这份对文化传承的赤诚，更浸润在张澜对地方县志修撰的深切关切中。据1932年5月16日《成都快报》报道，民国十七、十八年间（1928—1929年），南充县修撰县志因主事者多属外行，材料疏漏、质量低劣，遭县人非议，直指其“枉费公帑”。素来关注乡邦文化的张澜痛心不已，他深知县志乃地方文化之根脉，若敷衍了事，不仅贻笑大方，更难以为后世留存信史。彼时已辞去成都大学校长的张澜，虽一心想推动县志改修，却受制于经费难题——此前修志已在田赋上附加款项，民众再难承受额外负担；私人捐募又因地方凋敝而束手无策。当得知内政部已通令各县成立文献征集委员会（1932年国民政府已启动文献保护相关举措）后，张澜立刻抓住契机，向县中教育界人士建议顺势设立该机构，借助其力量完备修志材料，省去采访开支，为改修工作扫清障碍。其建议迅速得到教育界响应，一度无人问津的文献征集委员会很快筹备成立，为南充县志的重修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果说文献抢救是对历史的敬畏，那么擘画新文化建设则是对未来的担当。1934年1月30日《川报》报道，张澜在谈及四川新文化建设时，提出了一套兼具理想与务实的构想。他直言，大学作为人才渊薮，需充足经费保障，否则“因陋就简，实难收兴学育才之效”；同时强调专科学校的重要性，认为农业、工商、艺术等实用技术人才的培养，对建设四川新文化而言，“其重要恐比大学尤巨”。他更关注基础教育根基，提出整顿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同等重要，建议至少创办五所省立高中，既让中学毕业生有升学之地，也为高等教育输送优质生源。这番论述跳出单纯的教育规划，直指文化建设的核心——以教育筑基，以人才赋能，让川蜀文化在传承中革新、在革新中发展。

　　从学术汇件的征集到革命文献的抢救，从县志修撰的推动到新文化建设的擘画，张澜的文化实践始终贯穿着“守正创新”的理念。在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的年代，张澜以行政之力护文献之存，以远见卓识谋文化之兴，用点滴行动践行了传统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家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