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级市场退出攻坚战

一年一度创投圈盛会如约而至。2025年12月2-5日，由清科控股（01945.HK）、投资界主办，汇通金控、南山战新投联合主办的第二十五届中国股权投资年度大会在深圳举行。本届大会集结逾千位顶尖投资人、领军企业家，打造兼具深度洞察与互动活力的“创·投嘉年华”，致力成为观察中国科技创新的窗口。

本场圆桌讨论《退出攻坚战》，由东证资本执委会副主任、财务总监徐成主持。对话嘉宾为：

普华集团董事长  曹国熊

宁波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柴飞犇

天创资本管理合伙人  洪雷

德同资本董事、总经理  辛强

一村资本总经理  于彤

元禾厚望创始管理合伙人  曾之杰

西高投董事长  张念

以下为对话实录，

经投资界（ID:pedaily2012）编辑：

徐成：又到了一年一度清科年会，退出是大家最关心的环节之一。首先请各位嘉宾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我来自东证资本，东证成立于2010年，目前在管基金63支，累计管理规模390亿元，聚焦于半导体、新材料、医疗器械、军工等硬科技领域。退出方面，我们的表现较为突出。按投资案例计算，整体退出率接近40%。

曹国熊：大家好，普华集团位于杭州，专注于早期投资，累计出资超300亿元，布局600余家企业，其中70多家IPO、约200家并购退出。近四五年投资节奏稳健，年均投50家左右，并持续追投，年投资额稳定在30亿元量级，核心聚焦医疗健康、新能源及新材料、硬科技、消费四大赛道。

柴飞犇：宁波银行是全国20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之一，也是资产质量好、市场估值高、盈利能力强的上市银行之一。我们秉持跳出银行做银行的理念，除了提供传统金融产品，还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综合服务。投行业务原来主要服务头部央国企的债权类融资，每年总量超5000亿元，现在也通过打造平台整合资源，转型服务创投圈，为在座的投资机构提供“募、投、管、退”的全流程赋能，包括对接国资和上市公司LP资金、推荐优质的水下科创项目、提供数字化智能化的基金管理系统、撮合存量项目或份额的转让退出，希望后续能够成为大家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创未来。

洪雷：天创资本成立逾20年，专注于VC早期投资，重点布局A轮前后，聚焦三大赛道：智能、新材料与新能源、医疗健康。截至目前，累计投资超170家企业。就在上周，我们迎来第25家被投企业成功上市，长期坚持“硬科技”投资主线。作为一家全国性布局的投资机构，天创资本每年投资10余个项目，年度投资额保持在3–4亿元区间。

今年，天创资本完成了第五期主力基金的募集，同时在北方设立了一支规模10亿元，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的专项基金，在上海设立了一支围绕先进治疗、新材料等领域的早期高校项目基金，希望与大家多多合作。

辛强：德同资本于2006年创办于香港，早期是美元基金，2009年之后在内地有人民币基金。目前累计管理规模超过150亿元，累计投资项目超过300个，其中有100个通过IPO和并购等多种方式实现了退出。

现在美元基金已经全部退出，人民币基金已到期基金 DPI 全部超过 1。总体来看，我们在退出和现金回报方面表现不错，当然挑战也很多，期待与大家深入讨论。

于彤：一村资本成立于2015年，以并购投资为主。在深圳，我们有一家VC机构，主要关注人工智能。我们践行“中国式并购”，关注智能制造领域。管理基金规模300亿，其中并购规模约占一半。今年是我们的退出大年，比如前期深度参与的索尔思光电实现了并购退出。

曾之杰：元禾厚望成立了八年，相对而言仍是一家年轻的机构，目前在管规模70多亿元。我在创投行业已深耕近25年，今天谈及“退出”这个话题，感触尤深。元禾厚望这两年有幸搭上了科创板的红利快车，整体退出表现尚可。但行业层面的系统性退出难题，并未缓解。即便个别项目、基金，偶有亮点，整体压力仍在，挑战丝毫未减

张念：大家好，我是西高投的张念，西高投是1999年成立的一家纯国有的投资机构，隶属于西安高新金控集团。目前管理21只基金，规模超过170亿，收获了12家上市公司。对于退出的话题，我们也非常有感触。

徐成：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介绍。第一个问题相对宏观——当前经济仍处于下行周期，在退出方面有哪些见解或经验？

辛强：与2009年我们刚开始做人民币基金时相比，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经济社会层面还是资本市场层面，都已发生了深刻而系统性的变化。无论是私募股权基金所面临的监管环境，还是LP结构，都与过去大不相同——这些变化共同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退出情境。

回想早年，我们对退出的考虑非常有限。一方面，是受限于当时自身的认知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市场环境实在太好——只要选对了赛道、投 中了优质企业，退出似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优质的项目自然走向上市，表现不佳的则默默关停。基金到期时，整体退出基本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

然而，如今的环境已经截然不同。如果仍然采取过去那种被动等待退出的方式，只会遥遥无期，几乎无法实现。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要求每一位GP都必须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外部策略，也对我们内部组织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过去，我们没有专门的投后管理部门，投资团队负责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实际上不需要做太多事情，只需等待结果即可。但在当前复杂多变的退出环境下，单靠投资团队独自应对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在公司内部进行组织架构调整。

此外，还要开拓多种渠道。10月份，我应清科集团的邀请，在清科研究院做了一场专门的退出培训。清科很贴心，提前给出提纲，内容非常全面，要讲三个小时。我就跟退出负责人讲，先用AI帮我生成一个稿子，就按清科的提纲来，写三万字。产出结果有模有样，大家通常提到的要点基本涵盖了。这恰恰说明，退出工作是知易行难。说起来容易，但真正落实到具体项目上，不只是赚钱，仅仅是把工商信息注销这件事，都非常困难。这里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并不是说我们重视了、努力了，就一定能做成。

现在，德同已充分认识到当前环境的变化，并在组织、人员、能力以及资源保障等各方面都做了相应调整。这项工作其实从两三年前就开始推进了，前期虽然很努力，但受制于整体环境不佳，效果并不理想。今年从二季度开始，随着市场逐步回暖，我们过去在退出方面所做的工作开始显现成效。我们也要抓住这一窗口期，特别是明年，在香港和科创板排队的企业，以及一些潜在的并购标的，希望借此机会推动退出。此外，还有一些涉及诉讼的企业，也希望能尽快完成退出，重新进入良性循环。

徐成：曾总作为25年资历的老将，对当前退出形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曾之杰： 退出这件事在任何时候都令人头疼。回想2000年左右，当时我还在硅谷工作，所在基金是新浪最大的外部股东。公司内部就如何退出产生了很大分歧，因为当时新浪的股价明显被低估。最终学院派观点占了上风，主张匀速退出。结果等到匀速退出接近尾声时，新浪股价却大幅上涨。

如今我们面临的挑战更大，因为已不是单个项目的退出问题，而是整个基金，甚至整个行业面临的系统性难题。2014年投资的项目中，有70%至今尚未退出。退出难这个问题，仅靠基金自身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前提是需要一个活跃、健康、良好的资本市场作为基础——就像大河有水，小河才能满。

另一方面，过去很多时候是“靠天吃饭”：企业IPO了，我们退出并分配收益，其他剩下的项目往往很难退出。这些年形势所迫，很多基金到期必须处置资产，开始主动尝试各种新方式。比如，我们投资的一家公司股价长期低迷，价值被明显低估，最近尝试将股票直接分配给LP，由他们自行决定退出时机。大家确实都在想办法。

并购重组，实际操作起来远比想象中复杂。很多人——包括监管机构——都觉得并购很美好，实操中各类监管要求非常繁琐。如果没有配套的规则体系，目前的并购环境其实并不友好，成功案例寥寥无几。监管试图确保没有任何风险、谁也不受损，但在市场环境中，要做到几全几美极其困难。我认为行业应利用各种机会呼吁：有些事应该交还给市场，市场本身就有风险，不可能事事完美。这一点也可以听听其他嘉宾的看法。

徐成：并购市场上各方看法不一。但从数据来看，2025年前三季度并购成功案例的比例有所上升，整体相对活跃。今年是退出重启之年，IPO和并购陆续回暖。在各种各样的退出模式和方案中，如何打造自己的退出生态？

柴飞犇：从银行资金供给的角度，我们感受到两方面的政策利好和暖意，向大家汇报一下。

第一是并购贷款。今年8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并购贷款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预计年底正式发文。这是时隔十年来的首次更新，反映出国家和监管层面对并购资金的支持。此次修订中有三点我们认为效果尤为显著：一是提高了杠杆比例，控股型并购贷款的融资比例由原来的6:4提升至7:3；二是允许参股型并购，只要持股比例超过20%，即可使用并购贷款进行融资，这对市场是一个重大利好；三是明确允许可置换一年以内的自有资金部分，主要是考虑到并购交易具有时效性，企业可先以自有资金完成交易，后续再通过银行并购贷款置换，从而盘活存量股权。因此，从金融机构的角度判断，我们认为2026年将成为并购贷款业务的元年。

第二是债券。就在12月2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了最新的并购票据政策，表明央行层面也在大力支持并购。

并购票据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资金用途可置换并购贷款。因为银行的并购贷款不能置换，但并购票据可以。考虑到前几年贷款利率相对较高，通过置换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二是债券价格有优势。目前中国10年期国债利率在1.85%左右，自去年年底起已低于日本10年期国债利率，这是2025年两国国债利率首次出现倒挂，说明国内正处于低利率时代。当前3年期AAA级债券的融资成本不到2%，低于一般贷款利率，因此债券市场也能为并购提供更低成本的资金来源。

同时，银行除了提供并购资金支持外，我们投行部也能为并购退出提供全流程的赋能服务，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卖方标的库。针对投资机构拟退出的项目，以及行内有出售控制权意向的客户，由专人筛选并建立优质的卖方标的库；

二是买方需求库。我们服务的大量存量央国企客户普遍存在通过并购实现转型升级的需求，上市公司也有强链补链的诉求，我们会系统整合这些买方的需求；

三是买卖需求的匹配撮合。总行设有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目前已与部分投资机构就其拟退出项目建立了对接机制。虽然并购撮合的成功率很低，大约只有1%，但正因为成功率低，才更需要加强交流，在碰撞中发掘潜在合作机会；

四是闭门交流会。我认为，并购交易最重要的基础是信任。单纯谈价格很难协调双方诉求，通过定期组织闭门私董会，将信任我们的客户聚集在一起深入交流，并探讨估值及未来收益共享等方案，才有可能切实提升并购交易落地的成功率。

徐成：感谢柴总的分享。于总今年操盘了一单大型并购案例，希望能为大家做个分享。

于彤：今年一村完成一笔较大的并购案例——我们控股的一家光模块企业被出售给了东山精密，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市值增长了近一千亿元。通过此次退出，我们管理的基金合计收回资金几十亿元，一村自有资金也退出了十几亿元，为我们后续运作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

不过，如果从整个行业来看，我认为2025年的退出情况只是“略有缓解”，在2024年低点的基础上出现了一定反弹，但大规模私募股权退出的难题仍未根本解决，仍需更多市场化和政策化的举措协同推进，才能逐步化解。

并购领域，我们看到去年重大资产重组约130多单，而截至今年11月底已达到150多单，整体呈现稳步回升的趋势。在与监管部门的沟通中，我们也明显感受到相关政策正在持续优化，暖风频吹，特别是在并购贷款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支持举措，不断鼓励并购生态向良性方向发展。

从并购整体生态来看，这一轮上市公司的并购与2015年已完全不同。我们在持续对接上市公司并购需求的过程中明显感受到，此轮并购更加精准，我们将其定义为“产业链重塑型”并购。上市公司主要围绕自身在产业链上下游的战略布局进行标的筛选，不再像过去那样激进，而是更加聚焦、更强调业务协同。因此，在并购标的的选择上，上市公司也不再轻易快速出手，推进较大规模并购，尤其是商誉型并购项目，态度明显更加谨慎。

我认为，中国要形成真正成熟的并购生态，仍需一个逐步打磨的过程。相比之下，美国的并购基金体系已非常发达，将标的企业转给下一个基金，是非常成熟的退出路径。而在中国的当前政策环境下，并购退出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上市公司作为承接方，很多交易附带业绩承诺等机制。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并购基金的退出路径相较国际市场仍有明显差距，亟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此外，就并购基金自身而言，我们观察到美国的并购基金通常在其控股的企业中有“一招鲜”，能在某个关键环节切实赋能企业。比如赵丰总提到的丹纳赫，擅长在运营端赋能；软件公司Vista擅长销售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的并购基金要全面打造自身独特的赋能能力，还需要时间。因此，我认为，若想将并购作为退出的终极解决方案，至少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实现。

如何更好地打造退出生态？站在一村的角度，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与上市公司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上市公司需要什么样的并购标的、理想的并购画像是什么，并据此开展有针对性的协作。有些上市公司现阶段并不急于直接并购，但可以先用基金接下相关标的，孵化一段时间，待其成熟后再注入上市公司体系。这种模式我们称之为“以退定投”。

第二，选择投资标的时策略清晰。有一类企业是“为IPO而生”的，我们会聚焦于大赛道，选择未来有望成长为行业龙头的公司；另一类则是天花板相对有限，但具备稳定现金流和较高毛利率的企业。对于后者，一开始我们就将其定位为上市公司的潜在收购对象。基于这一判断，在投资时我们会更注重估值控制，倾向于以相对较低的估值进入。

第三，切实帮助被投企业实现退出。这也是我们近期投入最多精力的一项工作。一方面，我们主动对接同领域的上市公司及其他潜在买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被投企业进行深度赋能，提升价值。比如协助被投企业对接产业资源，推动产业协同、优化销售渠道。这对企业能否顺利退出至关重要。

徐成：“以退为投”是东证资本从十年前就开始践行的理念。特别是在以往操作并购项目时，在收购之初就已明确并约定好后续的退出路径，这一点至关重要。接下来的问题是：结合当前退出环境，请谈谈今年的投资策略和标准上是否做了相应调整。

张念：作为国有投资机构，在一些情况下做不到民营机构那么灵活，对于退出的挑战也会更高。比如S基金的交易难度就非常大，所以国有机构在退出的时候，实际可选择的通道就会更窄。

西高投持续关注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投资策略上，我们也会慎重考虑，比如在投资协议签署的时候，以前往往会关注很多触发回购的条款。现在我们会更加深刻地去思考，哪些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哪些是必要关注的，而不是仅仅用回购条款去把当下的决策风险后置了。

举个例子，今年十月西安奕材上市的时候，作为天使投资人，西高投是第三大股东，取得了很好的账面浮盈。其实在奕材上市之前，2023年我们做了一个底层资产的回购，拿到了41亿的回购款，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保留了初始投资中4个亿，在上市主体里仍然是第三大股东。

结合这样一个例子，西高投在去年也专门成立了投资运管部，重点对被投企业的法律、财务、品宣、政策咨询及产业对接等服务都配置了相应的团队。保持关注，提前谋划，抓准时机，这是我们投后退出基本逻辑。

徐成：感谢张总的分享。东证资本作为国资背景的机构，确实理解“既要、又要、还要”的平衡很难拿捏。比如一旦采取起诉或仲裁等法律手段，企业可能就“垮了”；但若完全不做动作，又显然不可行。这一问题确实值得深入探讨。

洪雷：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两年的打法。天创资本是由国资改制而来的市场化投资机构，对国资体系的要求相对熟悉。过去20年，我们一直按照市场规律和产业逻辑开展投资。正是这种市场化的投资机制，决定了我们在项目退出方面有较为明确的安排，共同保障了项目的退出效率。

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投资了170多个项目，其中已有80个项目实现全部退出，在管项目数量始终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这是天创资本在过去20年中逐步打磨形成的一套打法。

需要强调的是，稳定的退出率并不意味着只要项目进入退出期就采取强硬手段，更不是动辄与项目方对簿公堂。我们在筛选投资标的时就严格遵循产业规律，从投资决策的那一刻，甚至更早就开始思考退出路径。在投后管理过程中，一旦发现项目发展不及预期，或判断其未来成长空间有限，就会采用灵活机制，主动寻找和把握合适的退出机会。

当前形势下，大家普遍面临较大的退出压力。尤其是近两年，资本市场表现不及预期，进一步加剧了项目退出的难度。结合外部环境，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点我们的切身感受。

首先，要善于观察重点产业投资板块的变革进程，敏锐判断并筛选出哪些细分领域仍具备投资价值。作为机构投资人，“发现价值，发现未来三到五年产业变革”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投资逻辑。

举个例子，两年前整个医疗板块进入新一轮周期性下探，整体发展不及预期。但恰恰在那个时点，我们在长期深耕的医疗器械和体外诊断领域敏锐捕捉到了投资机会，并取得了超预期的回报。与此同时，中国创新药行业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现象：无论是国外机构，还是全球大型药企，都开始与中国创新药企进行BD交易。我们认为，这正是一个难得的逆周期投资窗口。

因此，在上一期医药基金中，天创资本逆势布局了3到4个相关项目。目前来看，这一投资组合非常成功，至少有3个项目预计明年将上港交所。对整个行业而言，现在也正逐步进入一个偏早期但潜力巨大的投资周期，比如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我们相信，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未来将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在全球舞台上也将拥有更多话语权。

此外，生态建设对投资同样至关重要。多年来，天创资本围绕中国高性能计算、高性能芯片、CPU和GPU等领域，投资了中科曙光、海光信息、中科时代等优质项目。最近两年，我们布局大模型赛道，投资了智谱AI、月之暗面。利用已构建的产业投资生态，积极推动企业协同交流。同一生态体系中的企业，唯有加强联动、相互赋能，才能实现共同成长。

结合上述两个领域的实践，作为投资机构，深切体会到：唯有坚持“发现价值、发现未来三到五年产业变革”，并辅以内部制度的有效支撑，才能真正把退出做好。

我始终坚信，中国投资行业的未来一定会非常精彩。当前资本市场暖风频吹，并购政策持续优化，银行并购贷款比例稳步提升。对我们已商业化运作超过20年的机构而言，也在步履不停地探索新方向、寻求新突破。过去，很多项目投完后只需等待IPO即可；而如今，一旦发现准龙头项目，我们通常会多轮加注，同时考虑除IPO以外的退出路径。我们也期待与各位同仁加强交流、深化合作。

徐成：还有一个月就到2026年了。希望能听听各位嘉宾对2026年的展望，明年的退出形势可能会有哪些变化？目前主流退出方式仍集中在IPO、并购、协议转让、回购和S基金，那么在2026年，是否会出现新的退出思路？

曹国熊：首先，IPO依然是我们最核心、最优质的退出选择。这几年A股的IPO退出通道保持着稳定节奏，上交所、北交所、深交所全年合计上市企业大概稳定在100家，这为投资机构提供了可预期的退出环境。我们布局的一批优质企业，正逐步迈向科创板退出，尤其是2026年，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时间节点——像我们投的几家GPU领域企业、商业航天赛道的相关标的，都具备了冲刺上市的潜力，值得期待。

其次，看好香港资本市场的退出机会。从历史经验来看，香港资本市场大概呈现“十年好两年”的周期性特征，目前这一轮窗口期已经持续了一年多。而随着市场环境的深刻变化，我们判断从2026年开始，港股有望迎来显著回暖，真正成长为全球顶尖的国际性资本市场之一。不过当前港股的申报通道确实比较拥堵，我们有不下20家被投企业在港股申报流程中，好在今年已经有5家企业在港股退出，带来了积极预期。

第三，并购退出是重要的补充路径。这一方向也得到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并购退出的专业性很强，不同机构的操作逻辑和优势各有侧重，比如一村资本在这一领域就做得非常出色，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要做好并购退出，既需要对产业逻辑和资本市场规律有深刻理解，也需要精准把握被投企业与收购方的核心诉求和心态。我们对并购退出始终持积极态度，也希望通过持续积累，逐步提升并购退出在整体退出结构中的占比。去年我们完成了3起并购退出，其中1起是换股交易，这类交易的周期通常很长，中间可能会出现各种变数，不到最终签字落地，都不能掉以轻心。

此外，转让和回购也是退出的重要补充形式，但近期行业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变化。12月1日，基金业协会发布了关于回购条款的提示函，重点关注回购的合规性问题，比如是否涉及强制回购，同时也倡导行业机构从长计议、理性处理退出相关事宜。这封提示函的背后，其实反映出行业内部分退出僵局已经逐渐成为普遍性问题。对我们而言，做退出决策时，一方面要考虑单个项目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作为基金管理人，更要兼顾基金的整体退出安排——既要着眼长期发展做战略性布局，也要兼顾DPI等核心指标的达成，即便是优质企业，也需要根据基金周期和市场环境，把握适时转让的节奏。

分享几点我们在退出工作中的实际体会：一是投资要始终坚持“以终为始”，从项目投资初期就必须高度重视退出规划，同时要充分利用好银行资金、S基金等各类资源，把退出的各项基础工作做扎实。二是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的退出逻辑存在明显差异，人民币基金对每个项目的退出闭环要求更高，每个项目都需要有清晰的“句号”，其中合规性考量尤为关键，都需要严格遵循相关流程和规范，确保合法合规。三是退出往往是一件“充满遗憾”的事情，时机的把握难度极大。我们曾经投资过一家光通讯领域的龙头企业，我个人持有该公司5%以上的股份，如果一直持有至今，市值大概能达到270多亿。还有一家企业，当时和创始人深入沟通后，认为公司具备长期投资价值，便选择了长期持有。但遗憾的是，前几年该公司选择了退市。

目前我们重点在推进两件事：一是加强与创始人及被投企业的高频沟通，创始人对企业的发展往往偏乐观，我们需要通过持续、深入的沟通，结合外部市场环境，更客观、准确地判断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和发展趋势，为退出决策提供依据。二是强化二级市场专业能力建设，对有一定规模的投资管理公司来说，一级市场的投资逻辑和二级市场的退出节奏之间存在一定的认知差距，双方都有各自的认知盲区。引入具备二级市场专业背景的人才，能够帮助我们更精准地判断退出时机，从而提升退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以上就是我们在退出领域的一些实践探索和思考，不一定完全成熟，也期待接下来能和各位同仁深入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探索更多高效、合规的退出路径，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曾之杰： 对宏观经济和市场，我总体持谨慎乐观态度。中国经济正朝着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中国人勤劳肯干，虽然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但我个人相对乐观，对明年的资本市场也抱有信心。我相信，一些结构性问题会随着时间逐步化解。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A股上市公司总数已超过5400家，这还不包括在港股、美国、新加坡、伦敦上市的企业。从总量上看，这个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每年新增100多家上市公司，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节奏；若一年新增四五百家，对市场的冲击还是会很大。

同时，“堰塞湖”现象严重——VC/PE投资的项目存量高达数万家。单纯依靠IPO来消化如此大的存量是不现实的。过去我们更多是“靠天吃饭”，属于被动型退出：IPO行情好就多退一些，行情差就少退一些。现在或许需要转变思路，因为仔细观察中国产业，很多领域其实已进入需要“合并同类项”的阶段，这本身就蕴含大量并购退出的机会。

这对GP和管理人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不仅要扮演投资人的角色，还要承担顾问甚至投行中介的职能，这对大家的工作和能力都是很大挑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埋头苦干。GP做这些事其实无法另外收费，而中介机构做却能收费——但这本身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所以说，困难与机遇并存，其中仍有不少可操作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投资机构自身也在演变和进化。我相信未来单纯做投资的机构会越来越少，具备综合能力的机构会越来越多，这才是投资机构应有的发展方向。我们自己也愿意在这方面积极探索，从前年开始就专门新增了投后运营合伙人岗位，由其全面负责被投企业的全链条投后管理，深度挖掘企业价值，覆盖其发展的全生命周期，通过运营创造价值。每个投资机构的存在，都必须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仍在探索中，也希望整个行业能共同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

徐成：希望大家都能长出三头六臂，把退出做好，为LP寻求更好的回报。再次感谢各位嘉宾。

本文来源投资界，原文：https://news.pedaily.cn/202512/55870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