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及其意义
演讲人:吴敏超 演讲地点:广西省立艺术馆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 演讲时间:2025年10月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持续策划开展系列宣讲。本场讲坛来到广西省立艺术馆,共同回望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烽火中高擎文化旗帜,捍卫中华民族文化,从文化上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
山西省吕梁市兴县蔡家崖村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雕像。新华社发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是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认识到: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要战胜敌人,不仅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影响和深远意义。

吴敏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9年入选中宣部首批“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2023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青年人才“培远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近代经济史。出版专著《国难中的学术与政治:中国经济学界的争鸣(1932—1937)》《抗战变局中的华东》,主编《当代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1949—2021)》等,在《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
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的思想与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日益走向成熟。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同志强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指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应具有民族的特点和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应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及今后任务》的报告,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提出应全力扩大与巩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进一步普及文化到农村中、工厂中、军队中、大众中去;大批吸收与培养抗战的文化干部,并适当地使用他们等。1月9日,毛泽东同志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报告,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指导思想的正式确立。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此时正值抗战,军政事务格外繁忙,毛泽东同志依然十分重视文化问题。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成为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进步文化界文化抗战的指导思想,成为不断推动文化抗战向前发展的关键因素。
文化抗战需要建立文化领域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广大文化人士。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也认为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抗日文化工作,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反对日伪的奴化文化。
三年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指出,抗战以来,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以后,部队在吸收、培养和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方面,获得了很大成绩。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加入军队,表现了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积蓄了许多实际斗争经验,帮助军队提高了文化水平与科学技术。当时,军队中也不断完善和发展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主要有三个方面:“容”“化”“用”。“容”是指容纳知识分子,吸收他们成为军队中的优秀干部;“化”是指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使他们革命化和无产阶级化;“用”是指正确地分配给他们工作,使他们有适当的发展前途。
知识青年奔赴延安。资料图片1942年5月,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先后召开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提出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艺术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表达人民大众的利益诉求与心声。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与吸收知识分子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深化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此后,文艺工作日益和人民大众、和工农兵相结合,创造民族新文艺,开辟文化新天地。
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的思想与政策,与抗日战争中党秉持的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是完全一致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组建各种文化团体,创办各类期刊,走进农村,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创作,以实际行动投身于文化抗战和民族解放,极大繁荣了新民主主义文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内容非常丰富,涵盖领域极为广泛,包括教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
忙碌的印刷车间。资料图片第一,抗战教育既加强了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也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激发了人民的抗战热情。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干部教育。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1938年,毛泽东同志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一场以“系统学习理论、研究历史、把握时局”为核心的学习运动在全党迅速展开。抗战时期,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等学校采取军事与政治兼顾、理论与实践联系等教育方针,培养了大量优秀干部。其中,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存亡关头于1936年创建的。它诞生于陕北窑洞,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为烽火连天的抗战前线培养骨干。抗大的办学条件极其简陋,常以窑洞为课堂,石板当书桌,但却是革命青年的“熔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自担任教员,课程紧密结合实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员们在学习的同时,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形成了著名的抗大精神。从1936年到1945年,抗大总校及其在各抗日根据地设立的12所分校、6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属中学,共培养了十余万名军政干部。从总校到各分校,抗大如同流动的大学,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全国,成为抗日战场和革命队伍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持续不断的党员学习和教育运动,成功打造出一支信仰坚定、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革命队伍,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担当与作用。
根据地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快速发展。陕甘宁边区开展普及的免费教育,小学教育和中等教育免除学费和其他费用,大大减轻了贫苦百姓的家庭负担。到1940年,边区已有小学1341所,中等学校7所。晋察冀根据地有小学7697所。社会教育又称为群众教育,采取因地制宜、灵活机动的不脱产方式,如夜校、半日学校、识字班等形式,鼓励广大人民在生产工作之余学习文化。识字班要求学员认识1000个字,达到扫除文盲、满足日常所需的目的。陕甘宁边区的《新三字经》,其中有“中国大,出产丰,多人口,多士兵。日本小,出产穷,少人口,少士兵。我抗战,是进步,全世界,多帮助。敌侵略,是野蛮,求帮助,难上难。看事实,讲道理,打到底,我胜利。”可以说,《新三字经》用最简洁的文字,宣传了坚持抗战到底、胜利属于中国的道理。北方地区冬季严寒,持续时间较长,冬学成为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一般从11月开始,持续到来年的1月。“天寒地冻把书念,花开水暖务农庄”是冬学的生动写照。社会教育的一大特点是广大妇女也积极参与其中,对于妇女加入抗战队伍和自身解放起到推动作用。
第二,新闻出版界的抗战活动成为宣传抗战、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党报党刊是党的舆论宣传阵地。延安的《解放》《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等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各根据地也创办了许多报纸期刊,如晋察冀根据地有数十种报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这份报纸在危险的敌后环境中坚持出版,极为不易。根据地反“扫荡”时,《晋察冀日报》转移到山沟里,同志们没有房子住就露营,没有食物吃就挖点土豆充饥。日伪军频繁出动“扫荡”,敌情一天几变。敌人来了,同志们就把机器和印刷用品包起来埋进土里,再盖上茅草进行伪装。敌人走了,同志们就挖出机器继续印刷报纸。在上有飞机轰炸、下有日军搜山的情况下,报社克服巨大困难,坚持出版报纸。抗战期间,这份报纸的数十位新闻工作者先后壮烈牺牲。与此同时,在根据地干部留下的日记中,有大量关于阅读《晋察冀日报》的记载。可以说,这是对报社同志在最困难条件下坚持出版的极大鼓励。
在南方局的领导下,重庆的《新华日报》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敌后战场的抗日战绩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新华日报》将宣传抗战与统战工作紧密结合,团结了国统区的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桂林在抗战时期有“文化城”之称,抗战文化繁荣,出版业十分兴旺。知名的书店和出版社有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读书出版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文化供应社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统区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桂林也会聚了数以千计的文化人士,包括胡愈之、茅盾、巴金、夏衍等。中共中央于1938年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鉴于桂林“文化城”的重要地位,南方局非常重视该地党的工作,周恩来同志三次到桂林指导工作,确立了公开与隐蔽相结合的工作方针。桂林出版业进一步蓬勃发展。
第三,文学界抗战中,以延安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文学贡献最为突出。这里既有根据地“土生土长”的乡土作家,也有国统区奔赴延安的进步作家,他们共同的创作主题是:批判日军的侵略行径,歌颂并鼓舞中国的抗战力量。丁玲的短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塑造了一位坚定、机智的小红军形象,反映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抗日的精神风貌。这部小说对于团结全民族各党派、各阶层一致抗日起到积极作用。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学创作进一步向民族化、大众化发展。赵树理的通俗小说广受欢迎,他的成名作是1943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部小说通过对小二黑和小芹争取婚姻自主故事的描写,塑造了新型农民的典型形象,展现了农村新生的进步力量与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封建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赵树理后来又创作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以主人公山西农民铁锁的命运为线索,展现了李家庄在抗战前后的巨大变化。赵树理的作品以农民、农村为主要对象,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革命思想。
作家孙犁于1945年创作的《荷花淀》和《芦花荡》两篇短篇小说,被视为“白洋淀派”的代表作。这两篇小说都以白洋淀为背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日常生活。清新、质朴而又蕴含深情的文字风格,深受读者喜爱。在《荷花淀》中,当水生告诉妻子自己要上部队打鬼子时,“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描述十分细腻。当妻子问水生还有什么嘱咐时,水生说,“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不断进步”和“识字,生产”,生动反映了根据地女性的新面貌和乡村社会的进步。
群众性的诗歌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激发了人民的抗日士气。田间在《假如我们不去打仗》中写道:“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首诗仅用34个字,深刻描绘了敌人的残暴和家国的苦难,激发所有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战诗歌以最简洁的语言,引发最强烈的情感共鸣,起到极为重要的宣传作用。
第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中,艺术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宣传抗日、动员群众、凝聚民族精神。艺术抗战不仅成为打击敌人、鼓舞士气的重要武器,也极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专门艺术教育机构,是贯彻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鲁艺自1938年成立后,培养了大量的艺术人才。鲁艺将艺术创作与抗战实际紧密结合,推动了群众性艺术运动的蓬勃发展。其中,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也称“前方鲁艺”)作为抗战前线的文艺机构,于1940年1月在山西武乡县下北漳村成立,由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直接领导。前方鲁艺设有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担任首任校长。学校以为八路军和根据地培养艺术人才为目标,招收来自根据地的文艺青年和敌占区的知识青年。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师生们坚持教学与创作,排演话剧,创作歌曲以及大量宣传画、木刻画等艺术作品。虽然日军频繁“扫荡”,前方鲁艺还是坚持办学近三年,为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为丰富军民文化生活、推动抗战文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美术领域,抗战艺术以木刻画、版画等通俗形式为主,内容贴近群众生活,富有战斗性。老百姓将传统门神画像替换为八路军战士的形象,其中有彦涵创作的木刻画《抗战胜利 军民合作》。这幅画生动描绘了军民团结抗战的场景,左边是骑红马的八路军战士,一手拿着大刀举过头顶,一手紧握步枪。右边是骑白马的民兵,一手高举大刀,一手拿着红缨枪。两人的形象高大威武,正气凛然。很多老百姓将这幅年画贴在大门上,表达了对八路军的信任爱戴和对抗战的坚定支持。木刻艺术家杨筠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大生产运动的作品,如《努力织布 坚持抗战》等,宣传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理念,鼓舞根据地军民克服经济困难、支持长期抗战的决心。美术抗战通过直观的图像语言,使广大农民和士兵更易于接受,有效推动了抗战动员和社会进步。
音乐领域也诞生了许多优秀作品,如《黄河大合唱》。这部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大型声乐作品,创作于1939年,以黄河为象征,歌颂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英勇抗战的精神。歌词中“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呐喊,如同惊涛骇浪般汹涌澎湃,奏响了时代最强音,极大地唤起了民族觉醒。《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后,迅速传遍全国,并在国际上产生反响,成为凝聚全民抗战意志的艺术典范。它通过宏大的音乐叙事,强调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民族信念,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救国情怀,鼓舞了共赴国难、驱逐侵略者的决心。音乐抗战不仅提升了士气,还促进了群众性歌咏运动的兴起,如《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等歌曲,在军队和民间广泛传唱,成为融入战时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戏剧领域的新秧歌运动尤为引人注目,融合了传统民间艺术与现代革命主题。新秧歌剧《兄妹开荒》讲述一对兄妹积极参与大生产运动的故事,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兄妹开荒》迅速在各根据地推广,是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典范,有效宣传了大生产运动和新型农民形象。文艺工作者也明白了一个真理:一种作品,一定是从群众中来,再回到群众中去,才能受到群众的欢迎。新秧歌剧运动还促成了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这部剧由贺敬之、丁毅等创作,通过讲述喜儿从受压迫到解放的经历,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新生。《白毛女》为党的七大代表首演时引起轰动,不仅在艺术上创造性地融合了西方歌剧元素与中国民间音乐,更在政治上起到教育群众、推动土改的作用,深刻说明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让人从鬼变回人的道理,成为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宣传剧。194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欧阳予倩、田汉等国统区进步戏剧工作者在广西桂林举办“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剧展汇聚30余个文艺团队与上千名艺术工作者,持续演出3个月,剧目达170多场,规模宏大,组织严密,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次剧展不仅总结了抗战戏剧运动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团结了文化界的爱国力量,也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戏剧抗战通过生动表演引发人民的情感共鸣,使坚持抗战和革新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增强了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的地位与意义
在文化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针,既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在根据地广大民众中广泛开展文化抗战活动,又以宽阔胸怀和民族大义引导国统区文化人士巩固和发展文化领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取得丰硕成果,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领域的抗战以笔为枪,揭露了日本侵华的野蛮与残酷,点燃了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正确理论政策和广大军民奋勇抗战的英雄事迹。日军在侵华过程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宣传所谓的“中日亲善”,强迫中国人说日语。因此,文化抗战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保卫战,引导和帮助每一个中国人树立起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自尊、自信与自豪。这也是《黄河大合唱》等歌曲广为流传的原因所在。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其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广大文化人士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经济与社会。范文澜完成《中国通史简编》后,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我们党对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中国共产党在干部教育中也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党员的政治认识、文化水平和执行能力普遍提高。中国共产党成为名副其实的“学习型政党”,在战略引领、组织动员、自我革新等方面具备了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卓越能力。
再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文化素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学校基础教育和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有助于消灭文盲,军队中学习文化、集体唱歌演剧的氛围也十分浓厚。文化团体深入农村,文艺作品在创作时面向人民大众、与工农兵结合,作品形式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戏剧表演从剧场走向了广场,这些都使人民群众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生活,也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战。
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进一步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奏响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壮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中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远逊于日本侵略者的情况下,文化抗战大大激发和升华了中华民族精神,孕育了伟大抗战精神,在中国人民最终战胜强敌、赢得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光明网记者郝悦整理)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01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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