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环境网）
转自：中国环境网
我国日前宣布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明确提出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到2035年达到30%以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科研外事处处长、研究员苏铭认为，应对面临的挑战，根本是要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苏铭，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科研外事处处长、研究员。拥有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能源经济、能源战略与规划研究，重点关注能源发展和安全、生态文明建设与能源转型等问题。参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区域能源转型发展、煤炭减量替代等若干重大能源政策研究起草，合作及参与出版著作10余部，公开发表论文40余篇，研究成果获部委、宏观院等各类奖励10余项。
非化石能源发展步入快车道、清洁能源技术水平加快迈向世界前沿、激励约束机制加快建立健全是我国实现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坚实基础。
中国环境报：从目前的占比（近20%）提升到2035年的30%，意味着未来十年我们的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大幅增长。提出这一目标的现实基础有哪些？
苏铭：总的来看，我国提出到203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至30%的宏伟目标，主要基于三大坚实的现实基础。
一是非化石能源发展步入快车道。随着技术快速进步和成本持续下降，我国风电光伏每年新增装机实现台阶式跃升发展，发展速度和力度前所未有，已提前6年多实现了2030年原定目标。水电、核电、生物质能均稳步增长。目前，我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清洁能源发电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已超过60%，全社会用电量中每3度电就有1度绿电。
二是清洁能源技术水平加快迈向世界前沿。我国新能源领域诸多技术装备领跑全球，建成完备的风电、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量产先进晶体硅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超过25%，陆上风电机组最大单机容量突破10兆瓦，单机18兆瓦的海上风电机组顺利下线。水电设计、施工、设备制造全产业链体系全球领先。智能电网技术处于世界前列。更重要的是，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四成以上，这为巩固产业竞争优势、助力非化石能源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是激励约束机制加快建立健全。全国碳市场建设运行，逐步对传统火电发展形成有效约束。绿色证书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全覆盖，绿电交易加快发展，绿电绿证市场活力不断增强。针对电解铝、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重点用户制定绿电消费比例，将进一步激发消费者使用清洁能源的主动性。制定出台光储充一体化、智能微电网、绿电直连、零碳园区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政策，将更好促进分布式新能源就近就地开发利用。
随着新能源发电占比不断提高，保障电力运行安全正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国环境报：您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面临哪些挑战？
苏铭：实现2035年非化石能源占比目标主要面临三大艰巨挑战。
首当其冲，能源需求压力大。近年来，我国能源特别是电力消费呈现超预期快速增长趋势。“十四五”前四年能源消费增速年均达到4.6%，显著高于“十二五”时期的3.8%和“十三五”时期的2.8%。能源消费增量也十分突出，2024年能源消费总量59.6亿吨标准煤，“十四五”前四年累计增长达9.8亿吨标准煤，已超过“十二五”时期、“十三五”时期五年累计增量。“十四五”前四年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长超过5000亿千瓦时，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也就是电力消费增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比值，更是保持在1.3左右，远超改革开放以来平均0.95的水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需要规模庞大的能源提供基础支撑。很多分析测算表明，“十五五”“十六五”时期我国能源及电力需求总量仍将刚性增长，而且增量也较为可观。
其次，非化石能源自身发展也受到多重约束。我国风光等新能源资源十分丰富，但大规模供给消纳受到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电网调峰储能智能化调度能力以及新能源自身间歇性、随机性、波动性的物理特性等因素影响，面临要素保障、物理特性、系统支撑等多方面“出力约束”。水电、核电具备发展潜力，但很多项目周边环境复杂、安全要求高、建设周期长，未来形成有效供给还将面临“成本约束”。
第三，统筹转型发展和安全保障的难度大。随着新能源发电占比不断提高，保障电力运行安全正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受“极热无风”“晚峰无光”“极寒少光”等影响，新能源发电自身很难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而且从暂态安全上看，新能源的调频、调压能力较弱，不仅无法替代传统电源，还会加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风险。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电力系统灵活调节能力。但是，抽水蓄能发展受到资源条件限制，新型储能技术还不成熟、经济性不高，需求侧灵活响应水平还远远不够，依靠火电来调节又将进一步降低其出力水平，将不可避免增加电力系统运行成本。
应对面临的挑战，根本是要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
中国环境报：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从哪些方面努力以应对面临的挑战？
苏铭：应对面临的挑战，根本是要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
一是充分发挥节能提效“第一能源”的作用。 对于新增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进行有力有效管控，强化重点行业特大型项目节能审查管理，合理提高新建、改扩建项目准入门槛。对于存量项目，支持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积极推广节能低碳和清洁生产技术装备，深入实施节能降碳改造、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推进工艺流程更新升级。再者，充分发挥电能替代对能效提升的促进作用，在工业、交通、建筑领域持续提升电气化水平，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及其他电动交通工具。
二是以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陆地海上协同，加快西北沙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西南地区流域水风光一体化、海上风电、沿海核电等基地建设，引导分布式风电光伏健康有序发展，因地制宜开发生物质、地热能、海洋能资源。同时，注重生产和消费协同发力，拓展新能源发电供热制氢等多元应用场景，在工业、交通、建筑、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利用及“西电西用”。
三是大力提升电力系统灵活调节能力。要从源、网、荷、储各环节着手，以智能灵活为关键目标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电源侧既要提升新能源可调可控能力，推动新能源向系统友好型转变，还要加大煤电灵活性改造力度，推进煤电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变为支撑调节性电源。电网要持续提升跨省跨区新能源资源配置能力，加强配电网建设改造，积极开展智能微电网建设示范，建设智慧化调度体系，不断提高电网综合承载能力。负荷侧要着力提升需求灵活响应能力和可调性，积极推广车网互动技术。培育壮大储能新业态新模式，要科学布局抽水蓄能建设，加大新型储能多元化配置应用，加快氢能等长时储能技术示范应用。
四是发挥好改革创新的驱动力作用。聚焦推动非化石开发利用迈上新台阶，强化科技创新和示范应用，加快培育新一代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加强新型储能多元技术创新和示范应用，打造一批绿氢制储运用全产业链示范工程，推进核能综合利用试点。建立健全政府市场协同促转型机制，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监管有效的能源电力市场体系，加强电力市场、绿证交易、碳市场等协同，建立鼓励灵活性资源参与系统调节的价格机制，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相衔接激励新模式新业态和新型主体发展，健全统筹转型和安全、有效防控风险的兜底机制。
中国环境报：未来十年，我们将如何规划和推进传统能源产业的平稳转型与公正过渡，以确保能源安全和社会稳定？
苏铭：过去几年的发展让我们充分认识到，能源保供不易，传统能源企业转型更难，传统能源资源型地区转型难上加难。需要对传统能源转型给予高度关注和政策支持，防范超预期转型风险，促进公正可持续转型。
一是及时发布能源转型展望引导社会预期。要从顶层设计角度设计，把握好能源转型的节奏和力度，及时发布转型展望白皮书等报告，给社会各界以清晰的预期，引导各企业各地方及时有序推动自身转型发展。
二是加强传统能源企业转型技术指导和政策支持。针对传统能源企业探索低碳化发展路径，如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矿区地下空间利用、煤电掺烧绿色燃料等，要加强技术交流指导和适用性模式推广。针对煤电加强灵活性改造、在提高灵活调节能力的同时不断降低出力水平，相应要推动容量电价机制覆盖更多固定成本。
三是统筹产城人关系支持传统能源资源型地区及时合理布局接续产业。以煤促新、以油促新，鼓励各地探索建立转型发展基金，将传统能源带来的财富转变为转型发展的资本。因地制宜探索经济产业转型发展路径，既可钻研传统能源低碳化高值化利用新路径，又可谱写多种新能源协同互补、蓬勃发展的新篇章，还可“无中生有”探索各类新产业新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中国环境报：能源结构转型必将带动产业结构及整个经济社会的变革，在您看来，未来十年，我国产业结构及经济社会方面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还将催生哪些庞大的新兴产业链和高质量就业机会？
苏铭：能源转型投资正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2024年我国清洁能源领域投资已超过4万亿元，再加上新能源汽车领域相关投资，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估计，将接近6万亿元。如果考虑到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建立在“电力”基座上，二者的结合将全面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及生产服务方式向高端化自动化迈进，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根据我们研究，除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外，风能、氢能、电力电子设备、热泵等产业均将取得长足发展，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增长点，吸纳就业人数可超千万人，将带动出口结构、就业结构不断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