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信科集团到*ST高鸿：资本市场共生逻辑下，中小投资者不应成为“弃子”

在中国资本市场“扶优助强、服务实体”的底层逻辑中，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往往承载着技术转化、产业升级与资本对接的多重使命。

中信科集团（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其旗下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851，下称“大唐高鸿”）的上市历程，本是一段“资本赋能产业”的典型样本——然而随着企业发展阶段的推移，其对待中小投资者的态度转变，正引发市场对“共生关系”的深度拷问。

（中信科集团前任董事长童国华）
回溯大唐高鸿的成长轨迹，资本市场的“输血”是其生存发展的关键支撑。

2003年，大唐高鸿在深交所挂牌上市，首次公开发行（IPO）募集资金约4.5亿元，主要用于通信网络设备研发与市场拓展；

此后十余年间，公司又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多次融资，仅2015年一次定增便募集资金12亿元，重点投向车联网、物联网等新兴业务领域。

（中信科集团前任董事长鲁国庆）

这些资金中，除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外，大量中小投资者的认购占据了重要份额——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大唐高鸿流通股股东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合计持股比例达62%，他们以真金白银的信任，为公司的技术迭代与业务扩张注入了流动性活水。

正是依托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大唐高鸿才得以在技术密集型领域逐步突破，最终孕育出以高鸿智联为代表的核心业务板块。

作为大唐高鸿旗下专注于车联网与智能连接的子品牌，高鸿智联近年来在V2X（车与万物互联）通信模块、智能车载终端等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

2023年，高鸿智联相关业务营收达8.2亿元，占大唐高鸿全年总营收的18.5%，其研发的V2X模块已适配多家主流车企的新能源车型，市场占有率跻身行业前五。

从IPO时的传统通信设备商，到如今成为车联网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大唐高鸿的转型成果，本质上是“资本+产业”协同的产物，而中小投资者正是这一协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合伙人”。
然而，当大唐高鸿的阶段性发展目标达成后，中信科集团对其的战略定位与资源倾斜立即发生改变，变脸之后，便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被践踏。

（大唐高鸿董事长总经理付景林）

2024年6月，中信科集团发布公告，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减持大唐高鸿不超过5%的股份，减持理由为“优化国有资产配置、聚焦核心主业”。

公告发布后，大唐高鸿股价应声下跌，从公告前的5.1元/股跌至12月末的3.8元/股，区间跌幅超25%；

若将时间维度拉长，对比2021年公司股价高点（12元/股），截至2024年末的股价已累计下跌68%，大量中小投资者被套牢。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股价持续低迷的同时，大唐高鸿的分红能力也显著弱化——2019年至2023年五年间，公司累计净利润为-3.5亿元，累计分红金额仅1.2亿元，分红率远低于A股平均水平，中小投资者既未享受到企业成长的红利，还要承受股价下跌的损失。
若说“减持”是企业基于战略的正常操作，那么“核心资产抽离”则更让中小投资者感受到被“抛弃”的寒意。

（中信科集团现任董事长、原总经理何书平）

据业内人士透露，近年来中信科集团将更多研发资源与核心订单向集团内其他未上市主体倾斜，大唐高鸿在车联网领域的技术投入增速从2021年的15%降至2023年的8%，核心技术团队出现流失。

这种“利用完后即放手”的做法，彻底打破了资本市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基本共识和行业道义——当初借助中小投资者的资金实现产业突破，如今成果初现即把投资者置于“抛弃”境地，这样的操作，完全违背了央企应有的社会责任。

完全丢掉了“炎华儿女”最基本的诚信与担当传统。
资本市场不是“一锤子买卖”，尤其是央企旗下的上市公司，其行为不仅关乎企业自身形象，更影响着市场对国有资本的信任和国家形象。

中小投资者或许持股比例不高、话语权有限，但他们的信任是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基石——当初若没有无数中小投资者的参与，大唐高鸿难以通过上市获得持续融资，高鸿智联的技术成果也无从谈起。

如今将“共生伙伴”视作“弃子”，看似是“优化配置”，实则是对资本市场规则的漠视，对投资者信任的消耗。
在“共同富裕”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价值不仅在于创造技术成果与营收利润，更在于能否兼顾各方利益，尤其是保护好中小投资者这一“弱势群体”。

中信科集团作为央企，更应率先践行“责任担当”——无论是减持股份还是战略调整，都应充分考虑中小投资者的诉求，通过合理的补偿机制、透明的信息披露、持续的业务支撑，让投资者感受到被尊重，而非被“冷酷焚毁”。

资本市场的温度，从来都体现在对“共生关系”的珍视中；

而“炎华儿女”的“人味”，也藏在这份“不背叛、不辜负”的诚信里。